浅析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金融诈骗犯罪领域内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死刑,却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对此学界观点各异。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处于转型期的基本国情下,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具有现实的必要性。然而面对当今社会去死刑化的浪潮,我们也应当正视死刑的废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取消包括集资诈骗在内的经济犯罪领域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配置旨趣及最终命运

我国刑法对集资诈骗罪配置死刑,体现了对国有银行金融业务的强有力的保护、对民间资本流向的严格管制以及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关注.对集资诈骗罪的配置死刑无必要,应在下次刑法修正时果断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可对刑法第199条采取标注括号“废除”的形式进行处理,对其进行整体废除.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论金融犯罪刑罚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不仅不能效预防和遏制金融犯罪的再次发生,而且有悖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应当废除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有步骤地取消金融犯罪拘役刑的规定,细化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完善倍比罚金制和百分比罚金制规定,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合理增设资格刑,对自然人剥夺或者限制从业资格,对单位停业整顿或者解散.     

关于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以久,直到今天,死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仍然是各执一词。本文站在死刑废除论的立场,分析了当前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对死刑制度的命运做出推测。最后,就目前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对我国死刑存废问题的再思考

文章从死刑存在的合理性、死刑对实现刑罚目的的作用、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死刑的特殊需要等方面对于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的必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指出只有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才是逐步废除死刑的最好途径。     

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法集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发生,这种不合法的融资行为严重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秩序,扰乱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而刑法对此规定还存在着“社会公众”界定不清、“非法占有为目的”界限模糊等问题.文章认为,应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立法重构,并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     

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标准探析

将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于"不特定多数人"的观点,混淆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范围,无法区分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无法体现刑法将集资诈骗罪类型化的规范保护目的,也不是限制死刑适用的可行之道。集资诈骗罪的对象范围("社会公众")应为"不特定多数人"或"特定多数人"。司法实践中,应通过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判断犯罪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多数人",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定犯罪对象的范围。     

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检讨与限制

我国在立法上保留了毒品犯罪死刑规定,并且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高居所有犯罪之首。但是,从历史文化观念、法益侵犯程度、刑事政策目标三个层次均难以论证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合理性。面对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情况和传统国民观念等障碍,主张全面废除毒品犯罪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毒品犯罪死刑制度的改革应走以司法改革为中心之路,一方面废除部分毒品犯罪死刑立法规定,重点是司法上尽可能限制死刑适用的空间,为将来全面取缔死刑奠定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社会和公民实现对毒品犯罪死刑配置的理性认识,为毒品犯罪死刑规定的彻底废除奠定社会基础。     

死刑制度考察--兼评中国死刑制度现状与发展趋势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刑罚手段,但传统的死刑观念受到了自然法学派理性主义和刑罚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冲击.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废除死刑或基本上不适用死刑,但中国仍保留着死刑制度.本文结合目前死刑在世界范围内及中国的存在状况分析其废除的合理性及在中国范围内存在的现实性.     

论我国经济犯罪废止死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国际人权公约和废除死刑的实践为视角

限制并废止死刑是当今世界的趋势.由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我国现阶段完全废除死刑并不现实,但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等并非严重的暴力犯罪废除死刑却具有现实性与可行性.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死刑适用标准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总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由于立法的模糊,其在死刑适用的限制上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在立法方面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在司法方面具有重视客观因素而忽视主观恶性扣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的裁判导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应该对现有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改革,强化其对死刑的引导和制约,使我国死刑制度既能惩罚犯罪又能充分保障人权。     

试论西部地区防范和打击金融诈骗犯罪的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特点有(一)犯罪主体多元化;(二)犯罪手段多样化和专业化;(三)内外勾结作案;(四)隐蔽性和复杂性;(五)国际性.西部地区防范和打击此类犯罪应采取相应措施.     

金融诈骗罪中的罪数及法条竞合问题

现行刑法典中诈骗型犯罪形成了特殊类型的金融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并立的模式,在二者之间,在各具体的金融诈骗罪之间,以及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都存在法条的竞合关系,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和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罪数的确定等,都依赖于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所以,这种司法解释不能随心所欲地操作,应注意协调,使其合理化。     

刑法第239条第2款成立时间及罪数研究

应当将刑法第239条第2款"犯前款罪"的成立时间限制解释于绑架罪既遂以后,在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根据行为以绑架罪(未遂)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罪名数罪并罚;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未遂)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结合犯。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     

福建省电信诈骗犯罪研究

伴随着金融事业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手机、互联网为载体的电信诈骗犯罪逐渐形成带有地域性特征的职业犯罪,成为一种案发区域广、涉案金额巨大、群众反响强烈的常发性侵财案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鉴于电信诈骗侵财案件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点及公安机关在侦破此类案件中所遇到的瓶颈,在实际工作中,应加快电信立法、构建全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平台、提高远程协助办案能力、加强与金融、电信等部门的横向联系、密切国际和区域间司法互助等,以有效遏制电信诈骗侵财犯罪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