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社会认同研究

全球化的到来，将社会认同问题推到了现实和理论的风头浪尖。人们在高速流变的现代性中，迫切需要共同的意义。要解答社会认同的建构这一实践提出的命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各学科不同层次和侧面的研究进行整合。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面临着社会认同的建构问题，需要多元视角整合的研究。     

论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建构

市民社会理论源于西方 ,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市民社会的生成 ,基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政治、经济环境 ,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路径和方法 ,不可简单地模仿西方 ,而须以“反思现代性”来对待 ,并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从变革单位体制入手 促进下岗向失业并轨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了一种以“单位”为基本结构单元的组织管理模式，广大社会成员被组织在“单位”当中，并且通过单位组织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以单位组织为中介来实现多方面的联系。我们把这种组织制度称作单位体制。单位体制赋予了单位成员的无限就业保障。一个人如果成为单位成员，那么他（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国家人”，单位组织无权也无必要让其失业。因为在纯粹的单位体制下，单位组织（主要指企业组织）不仅仅履行着经济职责，更重要的则是代替国家履行着管理社会的职责。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各个单位组织的经…     

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以此来判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标准仍然是,而且应当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集体有“虚构的集体”和“真实的集体”之分。“虚构的集体”就是指剥削阶级的集体。这种集体对被剥削阶级来说,只是虚构的,因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没有共同的利益,剥削阶级总是要剥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     

“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把我们带入了体制转型的新时期。机制的转换和制度的创新，给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化，是一大批计划经济下的“单位人”的生活重心和基本归属正在大规模向社会转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认真研究这种转变现象，对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的精神文明建设大有益处。     

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现代性

与韦伯等经典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趋同性不同,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差别性和独特性.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因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儒学价值对于东亚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并进而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儒学.因此,强调儒学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成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西方现代性的内涵可以从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来理解,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气质。在建构中国现代性过程中,我们必须把握三个方向: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必须立足于实践自上而下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     

文化保守主义与多元现代性

与韦伯等经典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趋同性不同,多元现代性理论强调现代性发展的差别性和独特性.现代性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因而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当代新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儒学价值对于东亚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性,并进而强调回到传统、回到儒学.因此,强调儒学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也成为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关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多元现代性,否认现代性只能从基督教文化生发出来.但文化保守主义究其实质仍是韦伯命题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辛开拓

毛泽东没有提出过“构建牡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但他一生都在为中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而艰辛探索，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饱含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光芒，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理论基石、策略方针和经济基础，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编者按]     

马克思的集体思想理论及当代意义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从“虚幻共同体”走向“真实集体”,“虚幻共同体”目前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客观性。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实集体”。在当前中国社会,“虚幻共同体”理论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通过健全法制等途径从而继续向“真实集体”迈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中国—东方”论说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本文以西学东渐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即马克思的“中国-方”论说为中心，具体剖析中国知识分子转化、重构西方理论资源的观念史线索，并以此追踪中国现代性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所书写的“中国形象”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传播直接参与了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形塑。关于马克思“中国-方”论说的诸多歧异与纷争，关系到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实践道路的选择。“西学东渐”的过程首先是建立在中西双方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掌握“文化霸权”，强行入侵到中国文化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深层。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从未完全屈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中国文化主体建构过程中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正在不断扭转这种文化不平等的现状。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论说的“重构”，集中表现在与马克思的“殖民主义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一种“反殖民主义的现代性”的逐步建构之上。     

农村隐性失业与“民工荒”的制度性分析及对策探讨

目前,我国农村隐性失业与城市“民工荒”并存。这种并存现象主要归根于我国长期不合理的社会体制。通过对其产生机理以及制度层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从整体上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大幅度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加快市场制度建设、建构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等能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个积极思路。     

和谐社会的八大结构

王庆五撰文指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定位的认识，根本的创新在于：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既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也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而且必须建构和谐社会；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辩证地统一在一起。     

单位制度与社区建设关系的再认识

单位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组织形式。单位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重建过程，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社区建设实践。目前人们对单位的认同，仍然远远超过对社区的认同。社区建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区的地位和性质，社区仍然没有如决策者们希望的那样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主体。单位与社区并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二元结构（“社会双轨制”）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了“制度故事”专栏,每期为您讲述一个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小故事。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消费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加之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对国民的“殖民”与渗透，消费异化现象随之而来。但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与社会时代背景，因此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现象有其独特的形成原因、特点及表现形式。因此，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自身特点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三重意识:逻辑、属性和价值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三重逻辑意识:由拒斥到借鉴的展开逻辑、由单向到多元的追赶逻辑以及由自强到共赢的超越逻辑。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呈现人民性、实践性、批判性三重属性意识。从价值属性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彰显了独立自主意识,为人类社会现代性多元化提供了中国理论;体现了实践至上意识,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提供了中国经验;凸显了共同体意识,为破解西方社会现代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他们的“中国梦”

“十八大”后“中国梦”成为一个热词。但有资深媒体人为他赋予了限定语：如果“中国梦”只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集体名义上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基于社会成员个体的软弱无力之上的话，那可以肯定，这一定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向往的“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是一个新现象。它的合法性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对于党的建设是一个挑战更是机遇，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社会和谐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研究，很有价值和意义。     

深化对 “中国特色”的认识

“中国特色”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强调从基本国情出发，到既强调国情又重视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无论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改革的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