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外交政策评说——读《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话题。2012年是大选年,各种竞选活动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个时候,梳理、分析过去几年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有助于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也有利于候选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今后施政打下基础。2012年3月,《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①一书由布鲁金斯学会出     

另一种形式的罗马回归--读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程度。“9·11”事件也未能削弱美国的实力,反而使其全球霸主地位更加稳固。①因此,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已经由“单极时刻”进入“单极时代”②,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世界不仅无法撼动③,而且美国时代正在回归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④然而,与传统思维相反,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乾在新著《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 1世纪的地缘政治》⑤中指出,冷战丧钟宣告的并非美国的最终胜利,而是其全球主…     

对美国政治学的一种"知识考古学"反思——读《美国和美国的敌人》

美国政治学的一些学者往往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②一书,对长久占据美国政治学界话语霸权地位的这种正统观点进行挑战。乔姆斯基认为,伊多.奥伦这本著作挑战了“美国政治学作     

从文化视角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层思考——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读后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沥心之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以下简称《政策》)于2007年9月出版。掩卷之余,感触良多。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对如何释读美国外交政策提出的理论思考或研究路径,为研究美国外交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或思路。尽管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这本书对促进中国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这里发些议论不能看作是对这本书的全面评价,只可算是读了这本书之后的几点感想而已。一从词性上讲,“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但在美国…     

市场经济、民主体制和种族仇视 --读《燃烧的世界》

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认为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共生共存的。在过去 4 0年里 ,这一观点一直占据了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法学教授蔡美儿 (AmyChua)刚刚出版的著作《燃烧的世界 :自由市场民主的输出滋养了种族仇视和全球动荡》却从种族研究的视角 ,对主流政治学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① 该书一经出版 ,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并且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一　利普塞特命题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相辅相成1 95 9年 ,美国学者利普塞特在政治学权威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民主的社会条件 :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化》的著名论文…     

美国外交政策的思维定式——评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

民族国家的缔造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实体塑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精神、政治文化不断洗练升华的过程.曾经被那些美国新教徒视为"山巅之城"的美利坚共和国,其缔造、成长和最终崛起为世界性强国,无不是牢牢扎根于带有美国特征的精神土壤之中.     

美国安全战略的新解读--《21世纪美国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评介

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事务中居主导性地位,对国际体系结构、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由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非对称性特点,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战略不仅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直接涉及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和平崛起.正因如此,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课题.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及其影响

美国在1938年颁布《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初衷是打击纳粹的政治宣传。1966年之后,该法的主旨从反颠覆转为管控政治游说。2016年以来,在大国意识形态竞争逐渐激烈的背景下,该法成为美国管控中俄两国在美政治影响的法律手段,新一轮的修订使其变得攻击性更强,更有利于司法部操作。该法的法规覆盖范围广,条文模糊性强。由于广泛的打击范围与有限的执法能力之间存在矛盾,选择性执法成为必然,加之法律条文留下人为操弄的空间,让双重标准执法和政治化执法成为可能。这在最近针对中国实体在美分支机构的执法中充分体现出来。     

探索美国对外关系的宪政源泉--读路易斯·亨金的《对外事务与美国宪法》

1972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路易斯·亨金出版了《对外事务与宪法》①一书。作为填补空白之作 ,此书引起了美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注意。在该书的前言中 ,亨金指出 :“有关美国宪法的书堆积如山 ,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书也堆积如山 ,但它们是两座不同的书山。”亨金的这本书成功地在两座山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或者更确切说将两堆书融为一体。2 0多年过去了 ,世界发生了巨变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也有所变化 ,但亨金的这本书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却没有改变。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 ,在一个美国越卷越深的世界中 ,美国的精英们急切地…     

一种现代主义的视角--《文化帝国主义》评介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是 6 0年代出现的激进的社会批判术语之一。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曾在其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 :争强权 ,求和平》中对此现象作过探讨。在他看来 ,文化帝国主义是对人心的征服与控制。① 勿庸置疑 ,作为帝国主义的形式之一 ,文化帝国主义与权力话语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冷战之后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 ,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相互交汇与碰撞 ,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界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民族主义者在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主性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指文化帝…     

变与不变:美国对欧政策的历史考察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欧政策长期占据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及美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不断突破传统的变化过程。相应地,美国对欧洲事务介入的程度越来越深、范围越来越广、方式和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虽然美国的对欧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但是其两个核心成分和目标却得以延续和保留:即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霸权,以及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当前美国的对欧政策仍在调整,对欧盟既合作借重又制约防范将是主要趋向。     

《"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评介

以台湾问题为切入点,对美国国会的制度架构、运作机制,决策行为,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研究,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信强博士的《“半自主”国会与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一书,在对美国国会外交行为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对美国国会在台     

"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综述

20 0 3年 9月 10 - 11日 ,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共同主办的“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自 2 0 0 2年起每年一度由这家单位合作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届 ,来自北京、洛阳、南京、上海和广州的近 30位中青年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和缺失 ;二是现实主义思想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 ,以及如何认识当前和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一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     

Empire, Region,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9

What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Australian foreign‐policymakers over the last sixty years? Five broad themes stand out: the end of empire; Cold War dependency;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Cumulatively, and often in intertwined ways, these themes have amounted to little short of a revolution in Australia's place in the world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allenges facing Australians have, as a result, been considerabl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in which Liberals have made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reshaping Australia as it has been reshap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 Unique Denial: Israel'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raeli politicization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early 1980s Israel's official position has been to not recognize the Armenian genocide. The issue of recognition came to the surface in 1982 after Turkey put pressure on Israel to cancel a Holocaust and genocide conferenc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Israel agreed to pressure the conference organizers to cancel the conference in order to secure protection for Jews fleeing Iran and Syria through the Turkish border.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role of informal ambassadors in shaping Israel's position on this issue. Using recently declassified archival documents and oral interviews with key Israeli stakeholders, this is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informal ambassadors, specifically the Jewish minority in Turkey,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pro-Israeli lobby. The article also addresses a secondary incentive for Israel's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genocide: ethnic competition between Jews and Armenians as victims of genoc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