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暂缓起诉的可行性探讨

暂缓起诉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如日本、德国、美国等都有明文规定并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审判前对刑事案件的分流,节约诉讼资源,更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暂缓起诉制度,但在近年来的在法律实践中,北京、南京等地的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大学生犯罪中采取暂缓起诉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从刑事实体、诉讼程序和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论证我国构建暂缓起诉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暂缓起诉制度探析

提高司法效率,有效配置司法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保障人权;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而且从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发展趋势来看,暂缓起诉具有合理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立法上确立和规范暂缓起诉制度。     

审查起诉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犯罪率也持续攀高,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国家要通过有限的司法资源来发现和追究全部犯罪已经变得力不从心。为解决这一问题,扩大刑事案件的处理渠道即审前程序分流机制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笔者在借鉴国外的关于审查起诉阶段的程序分流机制之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机制以及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的法律建议。     

浅谈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暂缓起诉制度源于德、日,最早是基于犯罪数量增加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而设立、发展起来的.暂缓起诉是指对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犯罪分子附条件的暂时不起诉,保留追诉权的诉讼制度.我国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已经有暂缓起诉的案例,但我国还未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本文阐述暂缓起诉制度的法理依据,以及从学界对暂缓起诉制度的质疑陈述了我国构建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暂缓起诉是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暂时性和不确定性。起诉便宜主义、公共利益价值目标、刑罚经济原理是其存在的法理基础。暂缓起诉有利于完善刑事公诉制度,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和效益,在整个诉讼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刑事案件暂缓起诉制度慎行

刑事案件暂缓起诉制度是近几年来少数检察院在尝试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产物,它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依法可作起诉的案件实行的一种附条件决定暂缓起诉,并视规定期限内所附条件的完成情况,届期决定是起诉还是不起诉的刑事诉讼制度。其适用主体一般为未成年人、残疾人、弱势群体人员:担任重要职务或具有特殊专业技术他人难以代替的人、有突出经济贡献的人以及单位犯罪中犯罪情节较轻的负有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的构想

目前,我国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引发了诸多争议。鉴于未成年人身份的特殊性和暂缓起诉制度本身的价值,从保护未成年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构建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略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暂缓起诉制度在降低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从我国检察机关关于暂缓起诉相关制度的实践状况及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而言,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既具必要性又具可行性。我国引入暂缓起诉制度,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符合刑罚人性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有利于实现与世界法治文明接轨。我国现行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暂缓起诉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论我国设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暂缓起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之一。伴随着恢复性司法,暂缓起诉制度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它实现的是一种矫正正义,预防犯罪人再犯罪。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了我国设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暂缓起诉制度或被以效率或被以价值原则的名义推向了实践舞台；暂缓起诉制度的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缓起诉、暂时不予起诉等称谓的实质具有共同的特征；暂缓起诉制度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符合法律经济学效率的理念、符合司法价值追求的规律，体现着司法认知水平的提高与司法能力逐步的提升，体现了刑事司法与犯罪现象之间关系的司法能动性，具有深厚的法理学、法哲学基础；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是和谐法治理念的司法贯彻，且具有司法领域制度的契合性和时代契合性；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回应型法治发展趋势规律，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全球化规律”即法制程序化的拓展。     

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构建

暂缓起诉作为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已有了良好的运行。我国检察机关在进行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也探索着试行暂缓起诉。我们需要在借鉴国际上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暂缓起诉的诉讼价值,构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暂缓起诉制度。     

诉讼社会视野下中国刑事司法模式的现代转型

如何以有限的司法资源应对日益增多的犯罪,这是诉讼社会视野下国人必须直面思考的重大课题。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司法信任危机,而且也会带来更高的犯罪浪潮。因为在诉讼社会之下,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加剧,原有司法模式的弊端日益显著。因此,强化案件分类、实行多元模式,重视社会资本、重塑司法权威,改进司法模式、实行集中审理,应该成为诉讼社会视野下刑事司法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思路。     

公诉审查略式程序研究--省略我国审查起诉程序的思考

公诉审查程序以防止无根据的追诉和审判,防止国家公诉权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为要.但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因此各国都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省略公诉审查程序.目前我国任何案件进入审判程序都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因此,应当规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同意简化公诉审查程序的,经检察机关同意,可以省略审查起诉程序.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强制措施制度回归诉讼保障功能,应对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规范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实施路径包括正确把握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用好、用足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衔接以及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等。检察机关作为捕诉职能的承担者,是该政策有效施行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纽带”作用。时机成熟时,应当对该政策进行延伸,形成“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的系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     

论民行检察与公益诉讼的耦合性

公益诉讼理论为维护公共利益提供了一种新模式,需要在既有制度体系中寻求合理衔接和耦合。民行检察制度作为检察监督权的表现形式,具有维护公益的制度功能。公益诉讼和民行检察在价值目标、案件性质、案件范围、启动方式、司法规制上具有内在的藕合性,这种藕合性分析有可能为两种制度的完善和实践提供新的视角。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的现状、困境及反思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一极,不仅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开拓了与重罪不同的速决式诉讼机制,还以非刑罚化、刑罚社会化为基本导向,通过多元刑罚处遇实现特别预防和行为规训,修正了传统的刑事处罚模式。轻罪制度在缓解轻罪数量过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供需矛盾的同时,也因入罪门槛过低、程序任意性过度,以及罪刑不均而酿生刑法治理危机,其制度设计和缺陷可以给我国提供启示。轻罪化的刑事立法和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司法已然成为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重要面向,加快轻罪立法步伐、创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正成为犯罪治理的关键策略,应进行全面的配套制度跟进,实现犯罪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     

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公诉和自诉的规定,旨在切实保障知识产权被害人的刑事自诉权.然而,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极其罕见.认为在适用现行程序法规定和证据规则的条件下,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的被害人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中国在今后制定或修改法律时,应当确立新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从根本上减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刑事自诉人的举证负担.     

Black's Theory on the Behavior of Law Revisited IV: the Behavior of Qing Law

Black's theory on The Behavior of Law (1976) predicts and explains the behavior of law with five social variables: stratification, morphology, 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This research project tested one aspect of Black's theo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culture—with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6) in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of China. The research question posed was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the cultured people in Qing-China were subjected to a different and more favorable judicial process in speech crime prosecution cases? Two hypotheses were tested: (1) The judicial process was compromised in favor of the cultured. (2) The emperor and the officials were more involved and invested more judici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ing of cultured cases.The testing of Black's theory was achieved by the analysis of 68 speech crime case files from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for evidence of favorable treatment of the cultured. The testing was conducted with the cultural status of the speech crime defendants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seriousness of crime as a control variable, and the Qing judicial proces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The concept of law was operationalized as Confucian ethics, emperor's justice policy, Qing law, and judicial practices. The concept of culture was operationalized as education-official standing, i.e., the cultured being officials, gentry, and scholars and the less/non-cultured being students, commoners and eccentrics.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the cultured were afforded a more protective judicial process. Specifically, the judicial process was compromised in favor of the cultured and the emperor and officials devoted more judicial resources (time and effort) in the processing and disposition of the cultured cases. The findings provided for a first confirmation of Black's theory of law in China, i.e., that the cultured people were treated to more law in the Qing courts.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方向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