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与趋同: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似乎经历了众多理论更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两个理论在产生背景、基础价值和研究方式上呈现背离,然而在回应性和参与性等价值理念,组织结构设计要求分权、扁平化和运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以及管理方法上强调团队实践和协作表现着趋同.     

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

伴随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式微,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试图从价值与工具两个层面实现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形成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丛林。其中,公共价值管理在整合部分后新公共管理理论元素的基础上,在价值和工具两个层面回应了新公共管理的困境,展现出成为公共行政理论新典范的潜力。相比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理念,公共价值管理从整个民主政治系统出发,审视政府治理危机,改变了"以管理主义改革追求政府善治"的思路,力图实现工具与价值的融合;提出把有效政府治理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公共价值管理所倡导的创造公共价值主张往往又受到政治现实基础的掣肘,在实际操作性上还存在一定限度。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追求经济、效率和效果的政府公共管理革命。分析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基本思想及其行动特征,对中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汤姆·克瑞廷森教授对“新公共管理”的评述及其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作为政府管理的指导性理论在其成员国推行。近年来,“新公共管理”思潮也对我国行政学界的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就刊发了43篇涉及有关“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章。     

公共管理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经历和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其趋势至少主要表现在五个互相承续的方面。一是新公共管理在理论上和政府再造实践上的并行所形成的强烈的管理主义取向;二是公共组织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共同凸显为公共管理两大支柱理论;三是政府治理模式与政治角色定位这两个层次问题的契合;四是管理学范式与政治学范式在分野基础之上的整合;五是紧贴政府问题的事实关注与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些方面的变化使得与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推到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前沿。其发展趋势正逐步趋向于:公共价值判断下的管理科学取向;公共治理框架内的组织理论创新;公共行政的宪法捍卫者前提下的公共行政执行者的角色定位;作为政治科学的公共行政与作为管理科学的公共行政双重身份的整合;公共行政研究者强烈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公共管理学的学术发展。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实施绩效管理的制度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即绩效管理,实施绩效管理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分权化管理、责任机制、结果为本,以及顾客导向。     

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与超越——兼评新公共服务理论

通过采用企业化政府的理念,新公共管理提高了效率,但也导致了公共性、公平、责任、价值诉求等公共管理价值的缺失.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原则和内容的介绍,说明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选择、政府责任、公民精神方面不仅可以弥补和纠正新公共管理的偏颇,并可以替代新公共管理成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前沿理论五花八门,但其中比较宏观和有持续影响力的当属20世纪年70代末和80年代初兴起、到现在还在继续的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改革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服务以及治理等前沿理论都与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或是在批判公共选择学派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这几个理论相关又不尽相同,与西方思想界都有着十分深厚的渊源,反映着不同思想阵营和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并没有达到能够相互替代的程度.它们的风行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也引起了层层涟漪和概念上的混淆.从西方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出发,重点就这四大理论的特点、渊源和理论效度进行综述和评论,并讨论了它们对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服务行政视域中的官僚制——浅析官僚制之于服务型政府的工具意义

随着服务行政模式的兴起,管理主义模式面临着终结,但管理主义模式的组织基础-官僚制对于目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依然具有工具组织的意义,其层级制、非人格性以及照章办事等核心精神是服务型政府实现规范化、理性化管理的必需.在服务行政范式中,相对于服务价值而言,官僚制位于规则操作层次,是实现服务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具有体制价值.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潮流与现实悖反：我国机关法人之定位与重构

虽然国内外主流公私法理论基本认可国家主体性二元结构理论，大陆法传统更是认可国家的法人地位而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资格，并在立法上形成了公共机构非法人化的事实，但我国受前苏联国家特殊民事主体理论和国家机关法人理论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立法和理论上认可了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并延续至今。我国这种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的立法事实不仅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非法人化潮流形成逆反，造成公法人向私法的遁入，而且与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形成悖反，使机关法人的独立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虚名。因此，在界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的行为主要限定在公法领域，从而在私法领域中原则上否定其独立法人地位，只令其具有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实现之作用，只有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之必要时，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     

Understanding evolving public motivational practice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and reform practices in countries globally since the late 1970s. This article looks at NP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motivational practices. Three different eras and motivational models common in OECD countries are discussed—the bureaucratic model, the NPM model,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 model. This long‐link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ighligh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realpolitik. It is possible to see how certain priorities have been a result of or led to the preservation, the adaptation, 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practices in alignment with the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the successive reform eras. Additional research into the dynamics of 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 is suggested.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公共管理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批判

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和运动。它为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其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缺陷：对人性的认识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以及不恰当的顾客比喻等。这些缺陷使得公共管理运动只能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不能成为其替代模式。     

政府公共管理新理念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公共行政的那种僵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式的观念正在被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所替代。本文透析了我国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进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有关政府公共管理事务能力、国民素质、非政府组织、政府外交管理事务、政府行政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最后认为,当前我国应该采纳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论,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起点,加快新一轮的政府体制和职能改革,早日使我们的政府变成真正的“统一、高效、公正、廉洁”的政府。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科学问题

当今,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认为,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研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现实需求,对于建立和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理论以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在此基础上,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归纳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战略研究、典型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灾害的机理机制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警研究、应急资源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认知与决策行为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模拟仿真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系统研究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后评估与重建研究,并对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扼要的回顾和展望;最后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设立重大研究计划以便加强研究力度,并就如何提炼和组织其中的科学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为我国开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New Millennium,New Public Management and the New Zealand Model

Recently the much‐discussed ‘New Zealand model’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has become significantly revised. It now lacks the theoretical coherence and the market‐led focus that it relied on between 1987 and 1996. Labour‐led governments since 1999 have undertaken gradual and pragmatic – yet significant – changes in public management structures and principles, refining and sometimes reversing the model implemente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is article does a ‘stock‐take’ of public management developments in New Zealand from 1999 to 2008, and argues that New Zealand can no longer be viewed as a leading exponent of market‐led NPM. Some NPM principles have been refined, but others have been quietly abandoned. The new National‐led government appears unwilling to undertake radical reforms, and, while it may seek a greater rol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looks set to continue with the ‘gradual and pragmatic’ approach adopted since 1999.     

De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Managerialism in Queensland's Public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Challenging ‘Rhetoric’ with Empirical Results

This article places the experience of public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for the long term mentally ill in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This managerialist school of thought has been in widespread ascendancy since the 1970s. Som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de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NPM are outlined. We then present some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temporal process of deinstitutionalisation in Queensland's public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provided is of a single state since Australia's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is state‐based. Although NPM is not a coherent set of principles or doctrines, it is argued that ideology and the reality may be contradicting. Some of NPM's particular emphases are empirically analysed, in particular the view that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 expenditures are to be reduced, while emphasising workers ‘at the coal fa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no evidence of a ‘parsimonious’ approach to management: parsimony occurs only for nursing staff. Relative expenditures on managerial functions have increased.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西方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变革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以治道变革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目标是为了应付一系列政府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发达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变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水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提供的特殊公共产品,在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政府改车过程中,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变革的背景、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提出对中国水利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