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正>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后,"治理"一词便被广泛地应用于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科技、技术、企业管理等各个领域,成为认识和理解世界发展形势的一个有力分析框架。在公共行政领域,治理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意味着"公共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公共事务责任的重新分配、公共行政的多向性和互动性",以及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它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反思的基础上,伴随     

元治理理论综述

“元治理”这个概念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陌生，它是由对治理的失灵的思考发展而来。因此元治理有四个内涵：（1）强调政府元治理主体的重要地位；（2）以复杂性视角解释失灵；（3）以政府层级、市场、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弥补单纯治理的不足；（4）非常重视失灵，以及回应与对策。在理论方面，元治理的这些新视角和新方法拓宽了治理理论的视野，提高了其解释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的能力，增加了治理理论的活力。在实践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原因，治理的对象和目标愈发复杂，治理难度增加，元治理对于我国治理复杂性问题具有很大的启示。     

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重构──从西方企业治理结构安排谈起

本文在美日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应该是体现银行制度、证券市场和融资结构“三位一体”的共同治理模式，并认为它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的源流与趋势

当代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对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各方治理主体,都有着较高的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仍处于发展早期。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与我国国情结合,不能照搬。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既需要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设计,亦需要公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良好运转的市场经济更是必不可少的依托。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治理理论的神奇效果,它仍然只是一种公共事务管理模式。     

“红色物业”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基于武汉市J街道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

村改居社区的过渡性与复杂性要求治理视角的实践性与适宜性，推动物业治理嵌入社区治理，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既有稳定的“制度性视角”和发展的“市民化视角”指向的治理模式无法突破主体互动不足和权责分工不清的壁垒。引入实践的“嵌入式视角”，提出“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基于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一体化模式形塑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主体嵌入与资源共治的物业治理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的协商机制、动员治理与事务治理的规范机制和责权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激励机制。红色物业真正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突破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悬浮化”困境、“市场失灵”困境和“整合”困境，对构建中国特色村改居社区治理理论提供重要的路径思考。     

同构压力与目标替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形式化”问题及治理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政治话语和理论创新要求下，基层治理受趋同、规范、竞争与模仿等同构压力影响，少数治理主体为寻求政治认同、规避责任风险与获取竞争优势等，采取名实分离、以“迹”为“绩”、以“创”代“行”和悬浮服务等策略，引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同构压力下基层治理以党建目标替代治理目标、以话语创新替代制度创新的目标替代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制度耦合困境，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形式化”的根源。要化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明确组织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与中心工作，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价值目标重构、推进党建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功能再造、推动党建制度创新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耦合联动的共同体。     

公地治理的制度途径与理论评述：三个竞争性的解释

由谁拥有并按何种方式进行管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经典议题。“公地悲剧”的提出，为公地治理相关研究奠定学术基准，并成功将问题引向集体行动理论及其实践。本研究围绕“公地悲剧”及其背后的集体行动困境，深入探讨公地治理的三个竞争性制度解释视角与途径：政府管制、市场产权、自主治理，展开系统理论评述。面对现有理论的局限和解释力的不足，提出未来公地治理研究需关注的重点：一是关注中国本土化实践，在经验中寻求治理之道；二是聚焦制度细节，注重公地治理的制度激励；三是重视技术对公地治理的挑战。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系统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科学总结以往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与时俱进地丰富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作出了许多新决策新部署,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提供了行动遵循。     

现代组织理论视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组织理论是透视和剖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佳视角。在组织理论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众多社会主体的组织化联合体，其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资源和力量分散、社会治理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为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愿景搭建了组织平台和制度保障。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度特征，它体现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开放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统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民主化、系统化、协同化、专业化和高效化方向健康发展。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全链条治理：生态修复的理论解释与机制性路径——基于多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

生态修复既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应有之义，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自然资源部发布的18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多级编码与模型构建，试为我国生态修复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解释，借以解码生态修复的“中国故事”。结果显示：我国生态修复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全链条治理模式，由“制度-行动者网络”“技术-嵌入性动机”“组织-注意力配置”“体制-常态化督察”四个范畴构成，其中“制度-行动者网络”意指谁来修复，“技术-嵌入性动机”与“组织-注意力配置”表征如何修复，“体制-常态化督察”意指修复监督。中国式生态修复成功的机制性路径主要包括以心灵契约订立初心使命，以合作治理维系常态格局，以因时就势形塑立体过程和以任务桥接扩展治理效能。     

深化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党建引领作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在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一些具体实践中也存在党建治理“两张皮”等问题，亟需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现实挑战、实践难题，通过不断提高基层党建质量，深入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新成效。     

适配性变革：技术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充分释放数字时代的技术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推动“组织—技术”的适配性变革,即通过主动的政府组织变革,优化科层组织在结构、目标、关系等维度的实际运行,以匹配技术固有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济南市在建设“群众服务网”“政务服务网”“智慧城市网”有机融合的数字治理网络过程中,主动推动需求驱动、权责协同、法治规范的政府组织变革。研究表明,由此优化的科层组织,匹配了技术的工具理性、事本主义和刚性约束特征,发挥其引导结果导向、问题导向、标准导向治理的效能优势,并消解和规避了技术内卷、表层治理、僵化执行等治理风险。这提供了实现“组织—技术”适配性变革的可行进路。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治理理论分析路径的差异与比较

治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政治环境有着不同的形态。本文分析了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善治;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用的“社会-政治”治理;以美丽为代表的解制型治理,治理的三种形态表明并没有天然可以借鉴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治道改革必须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寻找适合于可以对中国问题具有解释力、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政府管理理论。     

完善副中心基层治理体系

<正>以改革攻坚“先手棋”弈活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全盘棋”。优化顶层设计，深化基层治理，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2023年是副中心“深化基层治理年”，区域治理将致力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副中心基层治理体系。深化副中心基层治理，是同步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软实力”提升，也是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的必由之路。     

适应性治理：乡镇治理中的体制弹性与机制创新

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基层治理体制如何保持强大的适应能力，是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片线结合”作为乡镇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能够让乡镇通过机制创新实现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激发体制活力。面对治理资源匮乏而治理事务繁杂且具有较强非规则性的状况，乡镇必须通过机制创新整合体制资源、激发体制活力，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需求，完成治理任务。体制稳定与机制灵活是乡镇治理的一体两面。在机制创新的同时，乡镇仍然保留了党政办、社会事务办等业务部门，使其具备与上级党委政府相对接的能力，从而确保了体制的稳定性，同时增强了体制韧性。乡镇通过“片线结合”机制创新使体制运转起来，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密码。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情感建设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优良传统和法宝是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基层治理的工作写照，“弄脏你的脚”是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人心和情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文章从社会情感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出发，论证社会情感建设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和传统优势，分析、探索社会情感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海南D村和西藏G村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启示，其核心要素是“情”，主要包括：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做到“有情治理”；休戚与共，融情入理，引导群众参与式发展；命运与共，兼顾效率和公平，培育共同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真正成为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