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推定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在无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时,为了实现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依据确定无误的基础事实,根据刑事逻辑推理原理对犯罪目的进行主观推定。同时,为了使主观推定的结论从盖然性走向必然性,推定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反驳权,并确立主观推定公开原则。     

深度链接行为民刑交叉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度链接行为越来越普遍。深度链接不仅是单纯的民事侵权行为,也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领域,构成相关的知识产权犯罪。在民事中,设链方的主观"应知"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在刑事中只能是故意。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应知时,可以引入推定的方法,推定制度在刑法中理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但是推定会存在风险,因此在推定过程中应该允许被告人反驳。     

刑事推定规范的创制及其限制

推定是根据经验规则和事实之间的盖然性常态联系考虑而确立的一种假定,是根据已知事实得出推定事实的法律机制与规则。在诉讼中合理运用推定,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证明,使某些不必要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要素直接得到确认,同样可以起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刑事法律规范中,适当创制推定规范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推定将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与无罪推定原则相左,必须严格限制。为了确保刑事推定的正确运用,在创制我国刑事推定规范时,应当对推定的适用条件、方式等诸方面予以严格限制。     

犯罪主观明知推定适用中“合理解释”的司法认定

刑事推定对解决主观明知的证明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推定的事实并非绝对真实,有可反驳的余地。为此,我国司法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了"合理解释"的反驳方式,但合理解释的认定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司法机关在推定明知时,对于行为人辩解是否需要提供证据、解释是否合理把握不准,易混淆可能知道与明知的界限。同时,部分审判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对行为人辩解鲜有回应或陷入循环说理,裁判结果令人难以信服。为完善犯罪主观明知推定规则,需要在明晰合理解释性质的前提下,依据客观事实和证据,结合事理、情理、常理判断该解释是否足以动摇推定明知的成立,从而认定是否合理。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刑法适用——以立法推定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极为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因为对立法精神的解读存在偏差。该规定既非法律拟制,也非注意规定,而是可反驳的立法推定。其意旨在于,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减轻犯罪检控的证明负担,并实现严密刑事法网之效果。这一立法推定应全面适用于主观罪过、因果关系和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应基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确立推定规则和反证标准。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问题研究——以浙江温州吴英案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条件必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相关司法解释中推定依据存在不足。吴英的行为不属于＂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情形,不能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把是否存在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作为推定的前置条件,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资金用途、集资方法。     

事实推定在毒品犯罪中的应用

运用间接证据组成证据链,适用"经验法则"来进行推定,在毒品案件的侦办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和持有与贩卖毒品的区分这两类常见问题,如何适用事实推定进行探讨。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初探

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的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应当以使用假币罪定罪处刑。在犯罪认定时,客观要件之中的“使用”行为不应以置于流通为必要;只要能够根据基础事实予以合理推定其主观上为“明知”,就足以认定其符合本罪的主观要件。由于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较小,因此处刑时应结合我国针对误收假币后故意使用行为的立法变动情况,对于数额较大的情形原则上只判处罚金刑,而是否侵犯公私财产权这一随机客体也具有影响量刑的功能。     

论“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法律根据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分则中二十五个罪名的主观要素,但只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上述三种犯罪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司法实践中,上述三个罪名的"非法占有目的"要进行特别证明.因此,研究"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法律根据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司法推定的法律根据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总结,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洗钱犯罪法律认定困境及对策研究

洗钱罪入刑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反洗钱的立法力度,但司法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89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从形式及实质层面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类犯罪存在量刑幅度、主观明知、竞合选择及共犯等方面的法律认定问题.为此,应修订刑法条文,出台量刑标准,合理采用刑事推定,优先适用特别法,区分共犯分界线,以扩大本罪的适用,准...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难的应然出路——从列举式推定到推定规则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对所运输、持有的物品为毒品较为困难。为解决认定毒品犯罪中主观"明知"的困难,司法实践中引入了推定方法。然而,由于推定方法自身的缺陷以及毒品犯罪嫌疑人的特殊性,导致在毒品犯罪中适用犯意推定方法可能伤及无辜,因而需要对推定方法的适用进行合理的规范,合理限制其适用方法和条件,从而达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论合同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

合同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在实践中往往交织在一起,界限不易区分。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全面比较两者异同的基础上,紧紧抓住行为人主观目的这一关键环节。在合同刑事诈骗中,行为人主观上决无履行合同的意图;而在合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主观上却恰恰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来谋取不当利益。因此,必须围绕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履约能力和履约行为,以及事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为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提供可靠的前提。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的基本问题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予以明文规定的构成要素,由此,该主观要素成为需要予以明确证明的主观违法要素。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沿袭以往对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就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而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与"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是构成犯罪的两个相互并列且缺一不可的必要要件。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实际上是一种事实推定,应当避免落入客观归责的窠臼,允许提出反证。     

论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主观方面证据调查的实现

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犯罪主观方面证据,特别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调查是重点和难点。侦查人员需全面查证行为人的履约能力或担保,签订和履行合同中行为的真实性,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以及事后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态度,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等等方面的客观事实因素,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以实现合同诈骗犯罪案件主观方面证据调查。     

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问题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能否进行道德减责的关键不在于犯罪主体本身的行为,而在于被告人的行为主观动机是否具有道德减责要素,也就是是否以＂他人是目的＂为判断标准。只有具备了道德上规定的有利于平衡自身与他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要素,才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道德上的宽恕,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进行道德减责的命题才成立。一般地说,刑事审判中的道德减责,包括生命减责、自由减责以及利益减责等三个方面。     

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盗窃罪的主观方面除了犯罪故意之外,还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作为盗窃罪超过的主观要件,不仅有着与其他财产犯罪相区分的机能,而且有着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其基本含义是意图以所有者的地位永久性地支配、利用他人的财物。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认定应采用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推定方式确定,除此之外,还应借助与其关系密切的"使用盗窃"、"毁坏目的"的区别中辨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英美刑法中刑事归责理论的展开

英美法系刑事理论中的刑事责任是一个辩护事由,即免责事由。那么,如果对一个犯罪人判刑,使其接受惩罚,对于犯罪人的归责与可谴责性的判断就是一个关键的前提。在英美刑法中,关于刑事归责的理论较多,主要分为主观论和客观论,其中主观论分为选择理论和性格理论,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些理论的争论一直在进行。本文就对这些理论进行个绍,并且对其加以述评。     

中日大气刑事立法比较

日本对大气的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方式 :一是附属刑法规范 ,二是专门刑法规范。日本对大气的刑事立法广泛而又具体。相比之下 ,我国对大气的刑事立法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处罚范围较窄 ,只处罚结果犯 ,在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的界线不好掌握 ,容易造成司法混乱。借鉴日本经验 ,我国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大气的刑事立法加以完善 :一是不仅处罚结果犯 ,而且处罚危险犯 ;二是引进因果关系推定 ;三是在处罚措施上 ,除罚金外还可增设资格刑等。     

企业合规刑法立法的反思与转进

作为新型企业犯罪治理模式,刑事合规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共治的新理念。应当说,刑事合规的勃兴与责任主体统一性的苛求和犯意考察上的宽松紧密相关。我国单位犯罪在归责逻辑、罪过要求以及量刑机制等方面与国外存在明显的差异,故刑事合规的引入需要清除这些理论分歧。从刑事立法的角度而言：其一,修改单位犯罪,将特定成员刑事责任推定为单位责任;其二,将是否制定合规计划作为量刑的考察因素;其三,增设单位缓刑和职业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