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期显示出鲜明特点,如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借力于宗教获取选民支持,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欧盟践行自身的政治议程和寻求合法性,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等.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治理进一步暴露出脆弱性,折射了中东内生问题、土耳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及对局势的误判.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方面进行大清理、对外交做出大调整,将国家发展带入拐点,增加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评析

土耳其是影响中亚地区的重要外部行为体,中亚也是土耳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地区之一。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在新的整体性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调整了其中亚政策,对中亚的投入和关注度仅次于中东。土耳其的中亚政策目标主要有三：将中亚塑造为“战略纵深地带”,以此为本国“全球性大国”构想提供支撑;推动中亚能源西运,将本国塑造为全球能源枢纽;力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配合“东向”的整体性外交政策转型。为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土耳其采取了包括首脑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安全外交以及能源外交在内的多重政策工具,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以此保障中亚政策的实施。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特征,即政策布局上的国别圈层性,政策工具运用上更倾向于文化手段以及通过平衡战略保障政策实施。从中亚博弈的未来趋势来看,土耳其虽然目前通过采取议题对冲策略实现了中亚政策实施的大幅度推进,而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趋缓,土、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将重塑中亚大国博弈格局。     

土耳其外交新政辨析

以埃尔多安为总理的土耳其政府,在外交上以凯末尔主义和战略深度主义为指导思想,利用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积极扩展在中东、中亚、高加索、巴尔干等地区的影响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出独立性、平衡性、多样性的特点,外交策略显现出“由西转东”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东剧变之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极为活跃,积极与变革后的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土渴望与以往所忽视的东方国家改善并发展关系。但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以西方国家为基轴的外交战略不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改变。     

土耳其新中东政策辨析

自2003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新中东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土耳其不介入中东事务的立场,积极改善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者。同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则出现了裂痕。但是,埃尔多安政府的新中东政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外交战略重心的东移,而是对此前一边倒的亲西方战略的修正,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土耳其国家利益。     

“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区域大国土耳其在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土耳其世纪”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愿景。“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土耳其此时出台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源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的选举需求,更源自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对策预案及由此产生的“土耳其世纪”大国政治想象,同时基于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理想。“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土耳其的主观努力,还有赖于区域和国际大环境的助力,严峻的外部形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目标的达成。     

土耳其外交新思维及其影响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政府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新思维指导外交政策,并调整自身战略定位,推行东西并重的强国战略,积极开展睦邻外交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在既有的土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土耳其外交政策新思维顺应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土耳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体现了正义发展党维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同时也是土耳其领导人对自身多元文化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土耳其外交的新思维,对地区国家的发展方向、地区局势的稳定及地区力量平衡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囿于土耳其自身实力,其影响和政策效果有限。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

2013年9月7日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自由——国家党联盟以大比分优势击败澳工党,自由党党首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成功当选澳大利亚第28任总理。     

理想之治与现实之困：土耳其“百年愿景”的经济成效评析

土耳其“百年愿景”蕴含着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打造“新土耳其”的全面设想,其经济内涵尤为丰富和关键,是土耳其百年强国梦核心理念的历史延续,也是埃尔多安时代国家经济治理成就的象征,并影响着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围绕“百年愿景”的经济规划,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与调整措施,以投资与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在内外不利局面下努力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在建国百年到来之际,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出口额、通胀率和失业率等主要指标看,“百年愿景”所设定的多数宏观经济目标未能如期实现。土耳其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国内政治纷争和国际环境冲击等内外不利因素,共同阻碍了“百年愿景”经济目标的实现。在2023年大选与建国百年背景下,土耳其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势上升,经济困境的延宕制约了其内外转型进程,也势必影响土耳其的国家发展路径及其前景。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

正义与发展党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背景,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就该党性质而论不属于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执政以来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以"民主保守党"自居,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在不改变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习俗,强调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间的较量复杂多变又决定了这种民主模式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三连胜原因探析

今年6月13日,土耳其第24届大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揭晓,现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以49．91％的得票率获胜,这是继2002年和2007年大选之后该党第三次赢得选举。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土耳其顺利实现从“中东伊斯兰世界国家海洋中一个非宗教指路明灯”到“众多阿拉伯国家民众谋求政治改革的模板”的过渡,这固然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密不可分——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     

泰国总理沙马·顺达卫

2007年12月23日,泰国国会下议院举行2006年9月政变以来的首次大选,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以下简称“民力党”）获胜。2008年1月28日,民力党主席沙马·顺达卫（Samak Sundaravej,以下简称沙马）以绝对多数票被下议院推选为该国第25任总理。但沙马上台仅数月时间,就面临持续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等难题。加之沙马于6月30日至7月3日访华,故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

军人在土耳其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曾经通过3次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通过还政文官政府使土耳其沿着凯末尔主义的方向前进。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尽管文官政府和军方极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但双方在权力争夺、加入欧盟、库尔德问题、复兴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分歧重重,争端不断。文官政治和军人政治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土耳其的军人政治逐渐让步于文官政治,军人干政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发生;尽管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已逐渐趋于理性;正义与发展党"保守的民主"模式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将为中东诸国提供一种民主发展的范式。     

土耳其外交的“人道主义”取向北大核心

土耳其外交在新世纪不断调整,2016年以来推行"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取代了之前的"零问题睦邻"外交和"宝贵孤独"外交。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主要的试验田是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地区,其重要工具包括军事干涉、人道主义援助、高层交往和贸易关系等。土耳其的新外交基于对区域局势和土耳其自身遗产的新认知,体现了其外交哲学的革命性变化和对变化局势的创造性应对。它摈弃了防御性特征,潜藏着众多风险。其实践行动牵扯到多个行为体,触动了多方的根本性利益,国际社会对其褒贬不一,其未来前景尚需持续观察。     

土耳其研究三题

土耳其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不适宜症”。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在全球化阶段交往中成为对立和否定的统一体，土耳其民族国家形态是文明交往的一个独特个案。本文还对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情况作了概述。     

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共同努力,在不断消解历史龃龉与巧妙排除美国干扰的情况下,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已初现端倪.近年来,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互访及稳定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于加深两国间相互了解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俄土两国的合作充满生机和富有潜力,两国发展关系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现实条件.在新形势下,俄土友好交往将会日益深入,双方合作关系也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金融危机何以降临土耳其

近期,土耳其爆发本国7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起一系列后果标准普尔国际信用公司宣布将土耳其长、短期信用等级分别降级;通胀率达57％;全国失业者达50万人;4月中旬,伊斯坦布尔上万名群众的示威活动加剧了社会动荡;危机还影响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土耳其长期形成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常年贸易逆差、外债数额庞大、金融管理混乱和政府举措草率,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试论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以土耳其1980年政变为例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各届政府无力应对,最终导致军队干预.稳定国内局势成为政变后军方的首要任务,构建新的权力架构是政变的逻辑延伸.1982年宪法是文官政治恢复的重要标志,翌年全国大选则是恢复文官政治的实质性步骤.恢复文官政治使土耳其政变获得了异于南美洲国家军事独裁的特征.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旨在维护自身利益,其客观后果则是民主事业的"归位".1980年政变并非土耳其民主发展的悲剧,而是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不是民主发展遇到的挫折,而是民主发展模式的调整.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土耳其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与外交逐步形成中等强国色彩战略。土耳其具有实现中等强国的现实基础：地理位置独特,拥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综合国力渐趋雄厚;东西文明兼容,教俗结合,既为西方价值观认可,又对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具有吸引力。然而,土耳其实现中等强国的道路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是：加入欧盟前蓄黯淡,影响国家外交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民族结构限制国家外交的独立行动;国内政治体制的纠结影响国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