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及其合法性

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在全社会法制观念明显增强的背景下,开展试点工作为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探索积累经验,然而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作为打击腐败犯罪的强大动力,仍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亟待讨论。文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针对国家监察委员会设定过程中采用的留置措施展开研究,并论证留置措施的合法性,以期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留置措施的设定提出相关合理化建议。     

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之一,其是否公正、完善、科学,直接影响着我国诉讼法制的建设.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程序公正方面.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不公正情形,分别从传统法律文化、立法、司法以及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有所裨益.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检察权定位

为了完成与现行《宪法》《监察法》的配套衔接,《刑事诉讼法》于2018年10月26日修正并颁布实施,明确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案件不再行使侦查权的规定。作为检察权的部分权能,侦查权的删减必然导致检察权范围的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交叠的背景下,需要正确认识自己以司法权为主导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以便优化实现检察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只是迈出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在程序正义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和证据裁判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刑事诉讼制度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并积蓄了进一步改革的动能。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将朝着公正、民主、文明的方向继续前行。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刑事诉讼中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补充和限制。赋予特定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为了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免除特定证人的作证义务远比国家强迫其作证从而获得个别的司法公正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着现实的可行性,应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制度。     

“被回避”的回避制度?——试以李庄一案探析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之缺陷

沸沸扬扬的李庄案最终于2010年2月9日尘埃落定。自2009年12月12日重庆警方从北京将李庄押回重庆之日起,该案即获得各界广泛关注。围绕着李庄是否有罪,法庭内外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交锋即从未停止过。然而,笔者并不想从实体角度对该案予以探讨,仅对李庄案诉讼活动中对于回避制度的实践过程加以探析,以期能对日后司法制度之完善做出贡献。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侦查程序的改革方向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从制度层面上,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阶段的主体地位,以及改变侦查机关过度依赖口供的现象.侦查程序的改革主要包括侦查内容转向诉前调查取证程序、权力失范转向权利救济、程序相对封闭转向程序适度公开、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等方面.     

论刑事诉讼监督的困境与进路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诉讼监督权是诉讼活动合法、有序进行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手段,司法公信力受到严峻挑战。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立法;合理配置检察监督权;强化刑事诉讼监督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诉讼目的双重论没有能够准确地阐释现代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本质特征，在实践中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重构后的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仍应具有二元性，即在保障人权的同时，控制犯罪；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则需强调人权保障优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其分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内纪律的检查与监督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题下启动的监察体系改革,其内在逻辑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对监察部门自身的监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国家监察体制的推进对于完善监督,实现监督体系现代化、推动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与国际反腐机构的合作有积极作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改革必将使国家监察工作得到进一步优化,走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试点阶段和全国范围内初步推进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在继续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监察机关运行机制的理论困境、监督和制约监察权的力度薄弱、监察权的独立行使缺乏保障、合署办公模式及执纪执法的衔接存在困难等一系列挑战。针对上述挑战,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路径,以期达到优化监察机关的运行模式、建立监察权行使的内外监督机制、加强监察权独立行使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促进合署办公及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等目标,从而使得监察体制在继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和优化。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原则

积极探索强县扩权、以省管县为取向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适应了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环境的演进,是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政府职能有限性与有效性目标的积极行为.市管县体制绩效边际递减,使省管县体制创设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各地近些年来实施强县扩权、省管县改革表现出的良好绩效,推动省管县体制实践由部分地区试点向全面展开、由探讨层面逐渐走入国家政策层面.明确省管县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基本原则,有利于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坚定性和可控性.     

走向“合规性监管”——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发展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双重管理"体制在有效稳定社会组织发展秩序的同时,阻碍社会组织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对"双重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以放松特定类型社会组织的登记、允许行业协会商会适度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综合监管体系等为主要内容,初步呈现从"掌控型监管"向"合规性监管"转型的趋势。当前,社会组织监管体制中仍然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备、准入管理未从根本上放松、对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干预过多、同业监管难发展、社会组织自我监管动力不足等问题。"合规性监管"体制的最终形成有赖于改革的持续推进,需要建构以非营利监管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放松准入管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作用,为同业监管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放松竞争限制、促进社会组织自律。     

WTO背景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加入WTO意味着必须加快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升政府能力和管理水平,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健全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改变和WTO规则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强制保荐制度的再审视

当前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在逐步推进,这一改革对我国形成良好的证券市场生态至关重要,然而诸如强制保荐制度等现行法规定在注册制改革下有无存在的必要,需要对这些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政府监管体系创新

将政府监管置于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考量,改革完善政府监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社会自治能力以及保障生态安全的客观需要.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