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发展:思想渊源、现实意涵及其实践策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完善与深化.随着转型期改革发展情势的不断深化,围绕“包容性发展”的讨论方兴未艾.本质上说,包容性发展是一项操作性战略方针,其内涵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嬗变.通过追溯其思想渊源,厘清其现实意涵,从社会政策与治理、低碳经济体系构建、国际合作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政党建设以及地方政府创新等多个维度寻求包容性发展视野下我国国家治理的实践策略,是“包容性发展”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应有之义.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意涵及其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成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有赖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同时又有其特定的理论意涵和内在的发展逻辑。优质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精神生活贫富差距的缩小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点。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亟需从凝聚共识、夯实根基、突出共享、均衡发展等方面着力。     

法治: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目标选择

尽管社会治理和法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法治作为治理模式的一种,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特征满足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使之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和目标选择。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了在实践中实现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需要从完善科学立法、严格守法以及培养人民群众法治思维这三个方面入手,以期对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予以保障。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逻辑与历史意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坚定"三个自信"必须要理解各自的逻辑与历史意涵,从而入心、入脑。坚持"道路自信",其逻辑与历史意涵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具有兼容并包性、对历史经验与国情的统一思考。"理论自信"的逻辑与历史意涵体现在:其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制度自信"的逻辑与历史意涵为: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社会和谐、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民主意涵、生发机制及路径选择——以浙江为个案的思考

近年来,协商式治理模式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各地乡村侧重从决策、管理与监督等不同层面积极探索乡村协商式治理新形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当前乡村治理变革得以产生的根本动因,而基层政府的适时推动则决定着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制度绩效,这也决定了当前乡村协商式治理创新机制所具有的内在限度.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乡村协商式治理模式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全面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质、根源与转换路径

法律文化在法律制度变迁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现代法治文化相悖离。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过程中,东方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起了决定性作用。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规则性道德"与"德性道德"关系是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换的可行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设想和路径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与重要途径。在基层政府领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纽带,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格局,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总结了基层治理的总体构想,探究了治理方式的有效路径,希望对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提高有所帮助。     

单位型社区治理路径探析——基于社区和驻地单位的良性互动关系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不一,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多种类型社区并存的特点。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拥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一定规模的人口,通过长期发展形成相对独立、但有强烈的单位特色的工作、生活区域。虽然单位制逐渐解体,但是这些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还长期存在,单位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形成了典型的单位型社区。在典型的单位型社区中,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单位和社区的关系?其治理路径的选择,一直是城市社区治理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社会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随之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业态,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也给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治理,需认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特征,构建符合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实际的理论框架;以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指导,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决策民主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一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增强;三是社会信息传播的网络化。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日益突出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是进行决策的民主化改革。决策民主化的效用:有助于增强政治的合法性;有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普惠性,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助于降低政治冲突风险,增强决策体制的韧性和适应性;有助于消解特权遏制腐败的滋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包容、文明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     

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原因、特征及治理策略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的发生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所以其治理方式也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来解决.它的发生有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的原因.社会秩序的“失范”,家庭生活的失败,个人特殊的性格特征共同促成了事件的形成和发展.它的犯罪主体多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犯罪目的以报复社会、残害社会无辜为主;犯罪手段多采用暴力袭击.此类社会事件的治理策略应该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次着手,各层次相互配合、协同治理,才是最终遏制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的应有之道.     

乡村威权型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乡村威权型治理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对于解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治理困境,较之其他相近的概念,似乎有更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为实践层面的乡村威权型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样态和体制实态。集权型政治传统的深层影响、执政党在革命年代的领导体制及其行政范式的余风、人民公社全能体制的历史惯性等制度性资源和政治遗产是这一体制的主要成因。     

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探寻源头治理腐败的新路径

哗众取宠、花拳绣腿反不了腐败,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腐败。反对腐败,必须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判断、规律的把握、政策的提出,是准确的、科学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具体措施、政策,明显存在着针对性不强、到位率不高的情况,“标本兼治”在“本”的治理上明显着力不够,突出表现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关键举措并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反腐败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探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新路径。一是反腐败需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员参与;二是推行信用卡消费制度势在必行;三是坚决惩治行贿行为;四是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五是实施黑名单制度;六是把“12·9”国际反腐败日摆上应有位置。     

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及价值析论北大核心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