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明:“从小学生到著作家”

他“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样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他实现了“从小学生到著作家”的跨越,成为勤奋者的楷模。     

离我们这个团解散、团长“解甲归田”的日子,快了

也是突然发现,我们的门楣窗帷、院墙楼道,我们的一饭一菜,居然与我们的国家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我家住汉口宝丰路交通小区,从2月中旬小区封闭管理至今,我当志愿者菜篮子分发团"团长"也快满月了。武汉"封城"后的20天,即2月11日,随着防控疫情的需要,主要是实行"外防输出,内防扩散",武汉开始封小区。     

双胞胎宝妈:居委被“封印”后,我成了小区“带头大姐”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组织,想得到所有居民的信任还是很难的。上海的气温渐渐高了起来,夏天的气息越来越近了。每天一睁眼就穿上防护服已经是我的常态。我是徐汇区鑫城苑的一名志愿者,今天(4月13日),是我们组队服务小区的第14天。这天傍晚,我做好消杀,脱掉防护服,收拾停当后,才腾出手来,回忆这些天发生的事。     

“哭了”的居委书记:居民有困难,不找我找谁?

4月,一段上海的居委书记与医护工作者的通话录音感动了无数人,通话里的居委书记哭了,也让无数人哭了。这位书记是上海市虹口区香港丽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苗,是一名经历过16年军旅生涯的军队转业干部。以下是他的口述。     

徐虹:我追求的“理想儿科”

“一个孩子,哪怕他身患重病,哪怕他身有残疾,都是可爱的,都像天使一样,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值得尊重。”不久前落下帷幕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下简称复旦儿科)党委书记徐虹登上演讲台,发表题为《“5G+区块链”护航“新生儿转运”生命通道》的演讲。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无限性叙事”

“无限”的写作理念源于博尔赫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依据，可解读出威尔冈《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中独具特色的“无限性叙事”模式。首先，作品中多线索、无时性的倒叙以及多层元小说现象，是其叙事中“无限倒退”特征的体现；其次，故事层的“过程化”和话语层的叙事无进展，又表明了该作叙事的“无限推进”。作者运用“无限性叙事”模式，实现了小说的自我解构和无穷反观，主题却在文本的自省中凸显和复现。     

冷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从“伙伴”到“邻国”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关系经历了从“友好”与“合作”到“对立”与“冲突”的演变,政治上由“紧密”到“疏远”,经济上由“合作”到“制裁”,文化上由“吸引”到“排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定位也从“伙伴”转变为“邻国”。日韩关系的转变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相关国家因素以及领导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涉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二战劳工判决问题等。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9年7月以来的日韩贸易争端以及近年来两国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激化。美国、中国及朝鲜等相关国家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两国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等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日韩关系的恶化对日韩两国以及美国、中国和朝鲜等相关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解析与启示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力图运用放宽了假定条件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解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原因的诸多分析中,历史传统回归论是正确的,所以"可控民主"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从东盟到“东盟世界”:东南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全球意义

当今世界,东盟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大国竞争势能持续增加,东盟致力于打造的包容性地区秩序同样处于正增长态势。回顾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历程,东盟从被动参与者逐渐演变成为地区秩序塑造者,形成了“东盟世界”的空间形态与理论雏形。“东盟世界”的兴起不是凭空产生,亦非东盟纯粹自发性的结果,而是东盟国家之间、东盟与大国、东盟与全球三大维度的复杂系统合成。“东盟世界”在认知层面来源于东盟对内外部世界的体悟与反思,在实践层面来源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经验逻辑。“东盟世界”不是单一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集合,可以从宏观层面展现东盟建立的跨区域全球网络的搭建过程,为世界政治呈现动态的东南亚区域概念系谱图变迁,也为“全球南方”参与国际秩序构建提供范例。     

试论韩国对华环境合作政策的演变:从“发展中国家伙伴”到“战略合作伙伴”

中韩两国在环境合作问题上,两国的技术、制度和资金来源有所差异,尤其是对黄沙、海洋污染等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的"原因"认识和"对策"提供上,两国之间存在争议。尽管如此,中韩环境合作仍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环境合作"这一内容也被正式纳入双方"战略合作伙伴"的议题之中。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在中韩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过程中,探讨韩国政府"复合型政策革新"以及对中韩两国环境合作的影响。     

曾援金银潭医院的“硬核”护士长:这个深夜却哭了

2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解封的第一件事我希望回家睡上一天,然后陪孩子去公园骑骑车。3月下旬的一天,浦东大筛查,天很冷、又下着雨,我们采样队最晚回到医院的姑娘,到医院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浑身湿透,脚泡在进水的鞋子里都泡白了。那段时间任务非常重,大家体力严重透支,心里委屈肯定是有的,几个姑娘看到我都眼泪巴巴。     

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点问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回归过去的朝贡制度体系并以此作为其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以讨论王赓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为起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检讨中国的国际关系组织原则。本文强调,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和行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往往使人误入歧途。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概念,表明国际关系并不总是一种零和游戏,其性质取决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同体现形式。从权力是一种非零和游戏的观点出发,本文讨论了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朝贡制度原则转型到今天的国际关系原则的,以及朝贡制度中的开放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全球化和开放性区域主义原则中的。     

从关系性的“亚东”到地缘性的“东亚”:冷战与台湾的解殖

“亚东”不同于“东亚”.从“亚东”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政治历史中的消逝,可以看出冷战期间台湾解殖渐行渐弱的过程.当前去殖民学术中流行一种为了解殖而实行的“策略性本质主义”,鼓励底层刻意采纳某一种具有本质性的身分,作为动员抵抗的话语策略,然而这反而会巩固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分视角,进而迫使底层依赖被殖民意识来维系自我认识.我们主张必须对解殖进行再理论化,将解殖话语及其实践视为一项关系性的建构,以化解本质性的二分及所导致的对被殖民身分的反复强调.因而,透过亚东话语在台湾的消逝,可以证实冷战造成的地缘安全话语已经取代解殖.亚东话语之失落,间接揭露了台湾解殖难以为继的困境.冷战的进行关乎美国透过围堵政策划分世界之知识建构,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东亚话语对亚东话语的替代.亚东话语所投射的,是一种地缘文化的视角,而东亚话语则意谓着地缘战略意图.后者承继“大东亚共荣圈”,恰恰是日本在二战前及战时用来支持殖民主义与军事扩张的话语.     

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的谑虐传统

《查理周刊》继承了其前身《切腹》杂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国颇具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讽刺性杂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伤人甚至蓄意挑衅的漫画,讽刺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总统、富商、各种意识形态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下,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揭示该刊在法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并表达作者个人对"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这两个貌似矛盾口号的独立思考:前者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背后的伦理共识。     

21世纪以来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变迁:从“经济靶向”到“鸟瞰中国”

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一定的保守性与滞后性,带有后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双重印记。在这种语境之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进行集中再现的《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在对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进行解构与重建方面便有着特殊意义。2013年出版的《丛林万里》与2015年亮相的《超级中国》体现了一种“经济靶向”的认知模式,迎合了韩国社会“经济第一”的思潮,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发展的内涵。相较之下,2020年问世的《中国常识》则凸显了一种“鸟瞰中国”的意图,力图对中国进行客观性全景再现。受西方思想与舆论的影响,《丛林万里》、《超级中国》与《中国常识》均在不同程度上误读了中国,但整体上体现了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     

吴庆瑞和新加坡的中国研究:从儒学到“现代中国问题研究”

一个不寻常的电话1990年9月的一天,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经济学系办公室接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从里斯本战略到“欧洲2020”战略:基于治理演进视角的分析

里斯本战略的一个创新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以开放式协调法为代表的软治理手段。然而,里斯本战略未获成功,除了因为战略设定的目标过高、过多以及缺乏重点和清晰度、透明度以外,主要被归咎于战略的治理结构过于软弱,由此产生了实施缺口。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有何改进或创新,是否从里斯本战略及其重启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本文结合政策学习理论指出,欧洲2020战略的治理手段只是工具性学习的结果,它们仍然维持在里斯本战略的软治理框架中。     

浦东老人:我和太太隔离在“条件艰苦”的南汇方舱

我们理解上海目前防疫任务艰巨,浦东尤甚。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对南汇方舱的病友们提供基本的物资保障。我是上海人,今年61岁,和太太住在浦东新区的潍坊路,家里还有一个84岁的老父亲。对于感染新冠,我和太太并不太担心,我们都打过两针新冠疫苗,这波疫情重症率也很低,我们一直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没想到,在南汇方舱的这几天,我经历了很多意料之外。     

朝鲜半岛的对外观念演变路径:“敌友”和“文明”的视角——从三国时代到朝鲜王朝

"敌友"和"文明"的视角有助于以比较简约的方式理解朝鲜半岛对外观念变迁史。根据这一视角,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可以视为敌友观的主导期和文明观的萌芽期,高丽王朝可以视为敌友观和文明观的并立期,朝鲜王朝前期和中期可视为文明观的鼎盛期,而从开港到日韩合并则以敌友观的回归和近代文明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