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三个面向”

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的发展观。“三个面向”重点指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问题,其强调的核心是要在开放的系统中确立发展的定位、在比较的选择中定位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说,“三个面向”的思想理论,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以人类文明的视野对中国现实和发展问题的观照,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坚持“三个面向”,落实“三个代表”,这不仅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实践选择,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方向。     

回归“小革命”的有限蓝图

相对于激进的“大”革命，“小”革命似乎是保守的，它主张社会自治和常态的变革？在历史上，“大”革命要彻底改造社会，结果是消灭了社会；只有回归“小”革命，稳定而健全的秩序才可能变成现实。     

浅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民本意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民本意识”在新时期的升华。只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牢牢坚持“民本意识”,永远不停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面推进党的事业,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关于“德才兼备”的“德”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原则。无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德与才，德居首位，德为才之帅；有才无德，“才”亦可能误入歧途，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出在“德”上。如何考察评价干部的“德”，是一个重要而又有一定难度的问题。     

江泽民对“一国两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的重要论断;实现了港澳的成功回归,使“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阐明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些,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和平统一理论的最新成果。     

中国人眼中“福”与“富”的标准

“福”是由“一”、“口”、“衣”和“田”构成。也就是说,老百姓心目中美满生活的基本标准：“一家人”,要“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只有具备了“有饭吃”、“有衣穿”和“有田种”这三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算得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     

“真理”与“价值”关系问题的理论辨正

在哲学上，“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传统哲学的论题，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题，是基于实践论基础上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往往把前者混淆并等同于后者，这是误解。这种误解发端于苏联教科书，也构成中国理论界的一种范式和理论立场并反映在教科书中。其实，唯物史观不是在“真理”与“价值”这两个范畴的直观视野上直接讨论二者的关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讲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即唯物史观没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论题，“真理观”与“价值观”的辩证统一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论题。     

“集成”与“联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审思

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纬度的现代化,这些领域和层级相辅相成、内在勾连、彼此关涉、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广博的“大系统”。就思想的“传承-创新”向度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内在涵摄着“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双重逻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系统性”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命题的“出场”提供了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论述生动地诠释与彰显了系统性的思维范式,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系统论的思想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视阈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各个方面现代化的密切配合与协同推进,也是各领域现代化的“集成”和“联动”。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论为研究视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深度透析与审思,这种研究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迪。     

改善民生贵在有“道”

“为民之德，为民之情，为民之能。”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作用，它们共同铺就了为民之“道”。“德”为官之魂，只有为民之德打牢了，对老百姓的感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     

三位一体: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视野——读文选德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探》

自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 ,我国理论界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 ,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研究 ,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后活生生的现实提出的新课题和新任务。惟其“新” ,才激起广大理论工作者浓厚的兴趣 ;惟其“新” ,才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投入更多研究的精力 ;惟其“新” ,才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变换更新的研究视角 ;惟其“新” ,才显示出理论工作者更深的研究功底。因此 ,研究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的理论问题 ,除了理论兴趣之外 ,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崭新的视角、深厚的功底 ,才能攀登研究高峰…     

着眼发展 学好“七一”讲话

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着眼现实和未来和发展，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具体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成果树立起“三个代表”的形象。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扎实推进“三农”工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绝不能忽略“三农”问题。惟有“三农”问题解决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而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只有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扎实推进“三农”工作,也才能为全面小康真正破局。     

解放思想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必将进一步推进解放思想,也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够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因为它要求我们党的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的这样一个大格局中来认识,要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联系,这就对我们过去长期就党的建设来谈党的建设,就中国的问题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国之大者”与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国之大者”。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也是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保障。民族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也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基础。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标志。国家富、民族兴,人民才有可能幸福;国家强、民族强,人民幸福才有保障。在新发展阶段,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时刻牢记“国之大者”、充分把握“国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才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防止“正能量”被异化

2013年1月24日《南方日报》刊登安立志的文章，文中指出，判断一种社会行为是否“正能量”，关键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合乎人民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符合这些要求的，不要说是赞美、歌颂、维护，就是批评、揭露、抵制，都可视为“正能量”。近期媒体使用“正能量”也似乎这样界定的，对现实的批评，虽未明确称为“负能量”，至少未被列入“正能量”。是否“正能量”是以现实为参照系的。然而，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如果只有赞美、歌颂、维护才是“正能量”，批评、揭露、抵制就是“负能量”，那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时来说，改革开放不正是对“现实”存在的“文革”的政治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结果么？正是对现实存在的桎梏生产力的体制、价值、观念的批评与改革，才为我国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正能量”，而维护“现实”体制、价值、观念的“两个凡是”，恰恰构成了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负能量”。改革开放没有到站，社会进步没有终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然需要“正能量”，但要防止“正能量”被异化。     

“中间道路”就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

据西方媒体报道，6月15日，已“退休”数年的十四世达赖在澳大利亚向信众宣称，他本人才是海内外藏民的“真正领袖”，而他推动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方法”。近来，“中间道路”再次成为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人热炒的话题，而境内也有人公开半公开制造舆论，仿佛中国政府只有接受“中间道路”，“西藏问题”才可能解决。     

把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到新水平

十六大把“三个代表”写在党的旗帜上 ,要求我们把学习实践这一重要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此 ,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将其作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武装我们党 ,实现党的第三次理论飞跃 ;必须研究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文化“强”省战略探讨

在文化“强”省战略中,文化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合力论以及经济与文化共生互动关系原理,是文化“强”省战略依托的深厚理论背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是其催生的现实背景。文化“强”省战略对贯彻“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必须做到几个结合。     

继承与发展: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仅表现为理论体系上的一脉相承,而且还表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