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理念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法律救济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的裁判,实现司法的公正。但再审程序的启动必然涉及到诉讼效率问题。目前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以追求实体公正为理念,轻视了程序公正,忽视了效率价值。这也导致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再审程序的实施效果未能尽如人意。本文首先具体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价值理念之不足,接着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再审程序与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兼顾公正与效率,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的诉讼效益的价值理念。     

论刑事司法中公正与效率之均衡及途径

现代刑事司法中,公正与效率二者既相互统一,又时有冲突,如何求得二者之均衡,为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所共同关注.辩诉交易,既能够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正价值的实现,是均衡公正与效率之最佳途径.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为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之必然选择.     

论刑事诉讼效率的正当机制

公正与效率是我国二十一世纪司法工作的主题。犯罪数量的增加和犯罪性质的日趋复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以及民众对刑事司法程序更高的期望，既增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及所有刑事司法体系有关人员的工作负担。     

论刑事诉讼成本

刑事诉讼成本是指国家和诉讼参与人为实现其刑事诉讼目的所支出的、客观存在的各种损耗,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个案诉讼周期、司法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诉讼程序的设置、刑事诉讼司法独立程度。为降低刑事诉讼成本,在保证刑事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可采取以下措施:1.减少司法工作人员数量,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2.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贯彻“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3.改革我国现行司法制度,谋求刑事司法公正。     

神话与现实:美国轻罪案件诉讼程序勘迷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与实务界比较关注美国刑事司法程序,甚至以之作为借鉴对象.随着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了解的加深,可以发现:不少美国轻罪诉讼程序相当程度上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甚至是压制被告人权利救济和惩罚被告人的"速决式"司法,主导轻罪诉讼程序的法律专业人士,在自利性目标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推行具有压力式、惩罚性的诉讼机制.这...     

我国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机制的完善

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有助于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建立健全快速办理轻案机制是世界刑事诉讼共同发展的趋势,公正与效率是作为现代诉讼程序或机制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建立健全快速办理轻案机制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真正的公正——有效率的公正。本文指出对于所面临的检调结合不够紧密、刑事和解制度缺位等现状及其困惑,快速办理轻案机制应得到进一步完善。     

试论刑事协商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刑事契约理念与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通之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在刑事司法领域倡导契约理念不仅有利于案件的快速与彻底解决,而且还体现了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能够充分实现当事人对案件解决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刑事契约观念为基础来构建我国的刑事协商制度,对实现刑事案件的迅速解决,实现诉讼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追求公正与效率都很有现实意义.     

法国军事司法制度改革述评

１９８２ 年法国军事司法改革奠定了现行军事司法制度的基础。新的军事司法制度按照国家刑事司法权统一原则的要求，明显地加强了与平民刑事司法的结合，并按照国土领域“内外有别”和“平战分制”的混合立法模式而建立，在基本价值构成方面总体上实现了军事司法安全价值和公正价值的动态均衡。     

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向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以及《中国律师》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题为“司法公正：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宪法学者与诉讼法学者的对话”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学专家、学者、实务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以及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公正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更是司法的灵魂。目前，我国司法现状总的来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司法不公问题。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多，诸如法治建设时间不长，…     

沉默的自由（五）

（二）沉默权与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效率是指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司法资源的投入与诉讼结果产生的效益之间的比值。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在很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形容不经审判而定罪，无合理的报酬而取得财产或不能请求疏忽的机车司机对被害人给予赔偿是不公正，在这些例子中，这些行为的最好解释是浪费资源。尽管不当得利原则可以从效率的概念导出，稍微思考，即可得到在资源稀少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结论。”在当今世界，面对诉讼成本高昂、案件堆积如山的共同难题，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通过科学地配…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