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在参与文化活动、实施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关键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转变.     

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

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在参与文化活动、实施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关键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和文化善治转变。     

国家治理评价指标设计的法理分析

在确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及其实施路径之后,需要建构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变化。在指标的选择和设计过程中,应当站在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指标与国家治理能力指标、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刚性指标与弹性指标之间的关系。     

西方治理话语的政治哲学基础与中国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构建

当代西方治理话语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制度前提、社会环境与政治文化,对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相应的要求。民主治理、多中心治理、数字化治理等日益成为西方治理话语发展的主流趋势,其兴起与发展有着相应的政治哲学基础,体现为无政府主义与"利维坦"之间的张力与平衡、从人民主权向公民权利的转换、统治话语向治理话语的转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实践,重点聚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阐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突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为代理人,既是制度体系的安排者,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者。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在传统国家治理中,政府经历了从统治走向管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应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为价值取向;政府的目标模式是构建公民、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型政府,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从改革实践来看,唯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关系,优化和精简政府组织结构,构建治理型、灵巧型、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方能有效提升政府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及其治理维度

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和“党与群众"构成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需要实现政府预算与社会服务的均衡,建立“小预算—大服务”的"廉价政府”或“高效政府”,加强社会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参与;从“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提,按照“人民中心—民生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构建党群关系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其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主要有依法参与、深度参与、网络参与等方式。     

论全球治理中的行为体

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加强,带来了国际社会制度的创新,是全球治理提出的现实基础;国家行为体不再独处国际体系的核心而独享国际价值的分配。然而两者之间,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必须对西方一些学术观点保持清醒,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     

权利开放秩序: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

新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中所内蕴的参与、平等、协商等价值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形态。借助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概念,权利开放秩序不仅可以视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形态,也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与方向。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塑造能动性政治来打造行动中的社会与公民,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另一方面以完善责任政治来促进政府回应,提升政府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开放有序、流程顺畅的政治系统。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兴起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在国家治理的视域中,人工智能会带来哪些重大的变革,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商关系和政府工作逻辑三个方面对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讨论。人工智能将重构传统界限分明、相互分离的国家-社会和政商关系,并使得政府工作逻辑呈现出从科层垂直到神经网络、从官僚体制到算法体制的变迁。此外,以善治为目标的治理逻辑和以计算为目标的智能逻辑具有三重共鸣与冲突,把握好两者的共鸣,谨防冲突带来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将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共治理——基于比较的视角以及启示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的新的治理结构.首先,本文从信度与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其次,从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来分析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从社会责任投资到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径;再次,本文把公司的社会参与纳入公共治理的空间,在那里,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社会正义以及对社区的忠诚;最后,对中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探索.全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

<正>社会治理创新从源头上、根本上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那么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单讲就是政府做减法,社会做加法。政府要减少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要瘦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而社会要做加法,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政府权力的边界划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看，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牵引，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遏制和解决特权腐败，都涉及到过去政府干预市场过度导致一系列市场化扭曲的问题。而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如何进一步划分好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     

论乡村治理中项目制的优势与限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通过项目制的形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项目制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透镜”审视乡村治理中的项目制,其优势在于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以及二者的统一。即项目制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底色、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国家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能力、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要素。然而,由于项目主体行为逻辑间的张力,导致项目制辩证性地存在限度。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乡村社会与农民等主体之间行为逻辑的差异,使得“项目”主体的目标定位、行为方式、利益判断存在罅隙。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看,构建科学、合理的项目主体结构,理顺项目主体间行为关系是充分发挥项目制治理优势的基本前提。     

乡村治理转型视域下的文化体制改革

农村文化体制演变跟国家的乡村治理转型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农村文化体制逐渐从原来的"国家本位"转向"农民本位",即国家通过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的文化服务、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来增强广大农民对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当前农村文化体制改革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尊重农村多元文化、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实现"核心价值引领"与"农民文化需求导向"的有机结合。进而言之,农村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形成富有活力的农村文化管理体制、卓有成效的农村文化服务机制和规范有序的民主参与机制,并为农村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风险沟通: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日本核危机一周年祭

风险沟通作为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其作用不容忽视。实现风险沟通需要处理好及时、适度与平等三条原则之间的关系。在危机来临之时,实施有效的风险沟通并非轻而易举,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管理机构要想灵活运用沟通原则以实现善治型的风险治理目标,就必须克服各种制约因素的负面效应,需要改善风险评估,提高评估质量;区分受众层次,调整沟通方式;把握沟通原则,增进公众参与。     

挑战、功能与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党的政治建设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新时代政权与治理关系的处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全球治理需要中国方案等都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围绕治理环境、治理决策体系、治理方式、治理行动等方面,党的政治建设功能内涵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相结合,发挥出党的政治领导功能优势。因此,要从创新党的政治理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加强党员政治教育等方面出发,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建设,引导党的政治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促进。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优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优化和创新国家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和流程环节,提升治国理政能力。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和促进企业发展来处理好政府、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大动力的联合趋动。通过横向和纵向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机制,提升政府的整体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体系治理之路。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历史灾害治理的国家方略

灾害治理作为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政府行为,包含丰富的风险意识与政治危机意识。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灾害史范畴出发,聚焦“灾害一社会”的互动关系,不难发现,灾害的发生不仅构建了中国历史时期“灾荒社会”的基本样貌,也同样为荒政制度的逐渐成熟提供了契机,实效荒政是民本思想的实践,也是古代治灾行为的重中之重。古代治灾行为的实践与古代灾害的意义建构之间形成了相互回应、相互促进、相互强化的循环作用机理,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大致轮廓,也使得灾害成为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维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