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众斗殴罪中的“械”——以扩张解释的适用限度为视角

"持械"是聚众斗殴犯罪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似驾驶车辆撞击的新情况导致对"械"的理解出现重大分歧,必须发动刑法解释。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把握扩张解释的限度以免滑入类推解释是必须要加以警惕的问题。要积极探求刑法条文所欲保护的具体法益的目的,在词义范围上进行适应性扩张,必须以条文词义最大射程为限,且不能超越国民的可预测范围。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风险刑法作为对法益的事后保护和风险的事前控制规法,能更好地发挥刑法规范的指引功能,丰富刑法益的内涵。因此,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是现代刑事政策改革的运动方向之一。但如果对风险刑法的存在基础"风险"界定不明,则可能偏离刑法的基本原则,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在我国应当有节制地推行风险刑法来完善犯罪的防卫机制。     

《刑法》第356条之法律性质与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56条是对毒品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理论界对该条的性质是毒品再犯还是特殊累犯持有不同看法,导致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困惑。从立法意图、法律条文的表述以及该条文在刑法典中的位置来看,认为其是＂法定的再犯＂更为合理。对该条在数罪并罚情形中以及与《刑法》第65条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法律,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适用不同法条。     

论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

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指通过制定关于贪污贿赂的刑事法律条文并运用这些法律条文惩治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刑法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刑法的廉政保障功能也有其局限性.其作用机制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也需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功能优化.     

法益概念立法检视机能之衰落——以法益理论的流变为视角

法益概念是刑法教义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从其百年的发展史来看,自由主义是法益概念的内核。从前实定法的维度而言,其对刑事立法具有检视和批判的机能,从实定法的法益维度而言,其对犯罪本质和构成要件具有体系内的解释机能。此两种维度上的法益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中,特别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使得法益概念本身逐渐丧失了实体化的内涵,出现了抽象化、精神化的趋势。这一背反现象反过来使得法益概念的立法检视机能逐渐失声,法益沦落为刑法目的论解释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的理论地位,并助长了刑法非理性的扩张。     

论刑法中的危险

随着主观主义理论的衰退,作为刑罚处罚根据的危险是指行为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并不可取;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关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二者在处罚根据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由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才成立犯罪,其区别仅在于刑法对前者规定了"危险"的要件,而对后者没有规定"危险"的要件。未遂犯也属于危险犯,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完全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生物安全刑事立法保护势在必行

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具有立法规制的绝对必要性。促进《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已是大势所趋,生物安全的刑法保护已成为时代课题。刑事立法需要在厘清生物安全法益性质的基础上,将涉及危害生物安全行为的相关罪名进行整体性集中规定,使其从属于公共安全法益。在对具体罪状进行规定时,要适当提前刑法介入的时点,采取具有预防性的刑事立法策略。     

基于客观理性的算法法益构造及刑法保护

算法的客观理性属于算法的技术特征,指向的是算法计算的客观性。在算法犯罪场景下,算法理性围绕算法法益及其规范保护展开。算法法益的构造以算法安全、算法公正为核心,具有双重法益形态。逻辑上,算法安全法益的理性构造与算法公正法益的逻辑创新,符合算法理性的认识论要求,亦反映了理性算法的价值论评价。基于理性主义立场,通过对财产犯罪典型范式的规范性解释,类型化界定行为论上形式可罚性与结果论上实质可罚性的基本标准,可彰显算法法益理论的可解释性、可实践性以及犯罪论上行为的可责难性,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刑法法益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刑法遵循的三元法益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缺陷。为了使我国刑法与四元利益结构、刑法的保障性以及法治的要求相适应,以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通过调整我国刑法典分则的篇章内容来确立生态法益的独立地位和个人法益的优先地位,并理顺各种刑法法益之间的顺序。     

"生命权紧急避险"的刑法学评析 ——以刑法学经典案例为视角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体系中属于犯罪阻却事由的范畴,大陆法系国家将其视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在行为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害时,不可能期待其做出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从紧急避险理论上看,以生命权为代价的紧急避险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可以被接受,从道德上看,生命不可能被拿来当避险的工具,但是从法益权衡和刑法的目的上看,在特定的唯一的避险情形下,以生命权为代价的紧急避险可以阻却违法。     

论涉疫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及基本立场选择

对于突发传染病期间的涉疫犯罪行为,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兼顾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积极谨慎地适用刑法。对待疫情期间出台的司法解释,应当结合刑法的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对其中界定模糊的部分予以明确化、确定化。对于涉疫犯罪行为,应当结合行为主体、侵害的法益等不同而做类型化梳理与解释,同时注重各罪的具体适用。疫情结束后,为避免刑法万能论,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最后保障机能,在明确法益侵害性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违法犯罪二元机制为刑法的介入设置合理边界,并从客观主义向度探寻社会风险的刑法应对机制。     

对刑法中法益侵害说的检讨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是关于违法性本质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解说。当这两种学说被介绍到我国以后,我国有学者提倡法益侵害说,并试图以此来重构我国的犯罪论体系。诚然,法益侵害说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法益侵害说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解释法益时不具有稳定性,在违法性的解释上离不开生活伦理道德,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会遇到困难。     

对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障研究

幼女的性法益是现代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在保护幼女性法益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希望通过分析幼女性法益的特征、幼女性法益的法律保护标准来检讨中国法律对幼女性法益的保护状况,探讨在废除嫖宿幼女罪以完善幼女性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维护的最佳方案。     

民族文化遗产的刑法法益研究

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与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并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文化性、族群性和利益性是文化遗产的根本属性。文化遗产的刑法法益,即是受到刑法保护的文化利益。对这种文化利益的保护要通过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我国应当扩大刑法对文化遗产法益的保护范围,并调整现有的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法定刑,以增强刑法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论犯罪客体概念的优化

就犯罪客体概念而言,"社会关系说"自身有重大缺陷与先天不足;"法益说"则科学性、合理性兼备,宜取代"社会关系说"。在客体概念之语义范畴中,应采撷"引进论",以"法益"指称犯罪客体并界定其精确内涵。"法益说"具有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型构,助力于建构科学、完备的刑法体系,应对刑事司法对刑法解释与时俱进发展要求之多重重大价值。优化、升级客体概念,才能使客体概念在司法实务中具有普适性,让客体在司法层面上的功能被正视。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大历史视野下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与谦抑的法益保护说

运用"大历史"的视角,发现现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即在大量新的社会组织的诞生和运行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扁平"变为"立体"。这就带来了社会管理方式的多层次性和综合性。对于刑法而言,则要看到今日之刑法,乃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因而秉持克制的态度和坚持保护法益的目的,此即谦抑的法益保护说。     

树立理性刑法观四题

用客观公正的理性思维认识和评价刑法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刑法规范自身的特性，要求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刑法与犯罪、刑罚痛苦性与人权保障、刑法规范普适性与社会现实个别性、刑法条文明确性与刑法条文模糊性等四个关系，树立正确的刑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