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苏联的政治斗争与改革趋向

通过分析二次大战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政治斗争的内容和性质,揭示了战后苏联政治斗争的特点及其成因,并且对战后苏联政治斗争中显现出来的改革趋向及其命运作出分析,从而得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有效地推进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结论。     

苏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思考——迈斯基关于战后英、美经济政策的报告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在构建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在战后同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战后美英经济政策的报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在这两份报告中,迈斯基对战后美英的经济政策以及苏美和苏英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苏联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的构想,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在战后与美英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构想与苏联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奉行的大国合作战略以及关于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的一些思考是一致的.     

论意识形态对苏联政治生活的影响

在差不多四分之三世纪的岁月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苏联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来看,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以道德的而非制度的手段来调节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苏共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绝对优先的地位;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和一体化的追求等。     

缅甸"金三角"的人文地理与毒品贸易

60年代至70年代,罗星汉和罗星民两兄弟是"金三角"最大的毒枭.80年代冒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坤沙,取代罗星汉,成为"金三角"的头号大毒枭.90年代正当坤沙的势力日渐式微的时候,又冒出了更多年富力强、神通广大的新毒枭.新的海洛因王国还伴随着前几年缅甸国内发生的两起重大政治事件而兴旺发达起来.自1989年缅共发生内讧导致该地区的内战结束后,原缅共的指挥官和干部获准在缅甸北部地区自由行动.这种自由行动同政府允许他们自由操业的政策结合在一起,使该地区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毒品加工从比较简单的生鸦片生产工序发展到建立先进的海洛因提炼厂.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缓和的倒退?:1966-1968年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以1966年3月25日的"和平照会"为标志,联邦德国开始试图缓和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同年12月大联合政府成立后,联邦德国进一步提出了"先天缺陷理论"并很快与罗马尼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它标志着基辛格-勃兰特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然而,由于顾及自身的根本利益,联邦德国在恢复同波兰、捷克斯...     

对欧盟未来文化建构的思考--一种对文化理念、概念与行动的表述

2002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正式宣布东欧12国为欧盟正式成员.这样,欧盟实现了第5次扩大,一个大的欧洲即将产生.欧盟各项法律与政策的逐渐统一,为欧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平台.其中,对文化多样性与平等性的维护与发展,不仅为欧盟的东扩开拓了理念与概念空间,而且为未来"大欧洲"社会的形成与融合创造了条件.本文从"大欧洲"文化的理念、概念与实践三个方面对未来欧洲社会的前景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力图从理论上寻求一定的文化建构与探索.     

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不干涉政策与苏共垮台

在导致苏联剧变的诸多因素中,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核心是不干涉原则,但在其外交实践中,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支持苏联改革的东欧国家,戈尔巴乔夫一般是采取不干涉政策,鼓励这些国家及其共产党的改革;如果有东欧国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提出异议,或表示自己的国家和共产党不能照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戈尔巴乔夫则直接支持这类国家的反对派。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对苏共的反对派无疑是一种鼓励,客观上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军政关系与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兼论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自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缅甸便致力于走议会制民主政治道路,但其发展却屡遭挫折.纵观缅甸跌宕起伏的政治发展进程,其命运始终与军人集团紧密关联,军政关系是直接决定缅甸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军政关系既是塑造缅甸政治结果的核心机制,也是理解其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密钥.在1988年"缅甸之春"之后,军人集团开启了"渐进性脱离"模式的政治民主化转型,军人集团全面领导、设计和构建了"有纪律的民主"这种具有缅甸特色的政治体制.事实上,缅甸"有纪律的民主"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政体,而是一种兼具威权统治方式与民主政治规则的"混合政体".军人集团构建"有纪律的民主"这种特殊"混合政体"的根本目的是要继续维持自身对国家的领导,其缘起、形成及建构与缅甸的军政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有纪律的民主"也是缅甸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文章通过结合军政关系来理解缅甸在1988年后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机制,这将丰富对于军政关系、"混合政体"及军人政权转型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益于认知当代后发国家自主探索走具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和前沿动态.     

战后日本地域开发政策的展开及其特征—兼论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一般说来 ,地域开发政策是指日本政府对国内某些拥有开发潜力的相对落后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行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特别制定刺激工业计划、改善私人企业经营条件 ,并由此引导私人企业进行投资经营的经济政策 ,它实际上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相当于区域发展政策 ,并兼及区域调整政策的某些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日本政府将地域开发政策与其它经济政策相互配合使用 ,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研究日本地域开发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理解日本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对我国目前的西部大开发也有一…     

论1929-1933年经济危机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1929-193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由美国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美国及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这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也改变了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而苏联经济却在此期间取得较快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苏美两国面对经济危机的局势以及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开始在摩擦中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以应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最终两国在隔绝了16年之后确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

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几乎遍及所有产粮区的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乌克兰侨民以及西方研究者认为是苏共领导人有意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如今,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饥荒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证据证明斯大林故意制造饥荒,以及对乌克兰人实施种族灭绝.对于这个问题,要根据历史事实来说话.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岩礁条款”的理论争议与实践歧异——兼论南海仲裁案对太平岛法律地位认定的缺陷与不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岩礁条款"规定了岛屿与岩礁的区分标准,但所谓的"标准"过于模糊,存在较大的理论和实践争议。"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通过"详细"解释"岩礁条款"得出"史无前例"的岛礁认定标准,使得即便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并且有淡水、食物和居住设施的太平岛也被认定为岩礁。仲裁庭对"岩礁条款"的解释过于激进,明显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岩礁条款"的解释应当符合通常含义、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嗣后实践的相关要求。综合条约解释规则和太平岛的自然地理情况来看,太平岛的岛屿法律地位毋庸置疑。作为推动国际法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条约解释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原则。     

1976年泰国大规模流血军事政变的 前因后果与其一项见证

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 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 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 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 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 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霸权的困境--"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对"亚洲价值"的再认识--兼论"亚洲价值"被扭曲的过程及原因

20世纪90年代,"亚洲价值"被吵得沸沸扬扬,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被认为是东亚发展的精神支柱.但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却让"亚洲价值"顷刻之间容光尽失,人们又把导致危机的一切弊端的发端指向了"亚洲价值".现在,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对"亚洲价值"的讨论也已经冷却了许多.本文试图对"亚洲价值"在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遭遇作出分析,并从历史的纵向的视角对"亚洲价值"进行再考察,提出"亚洲价值"的扇形分布结构图以及可分解的、有容纳性的、流动的"亚洲价值"观.     

对雅加达华人中生代的考察与分析--兼论各次文化群体在"印尼华人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使命

本文运用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从印尼华人的实际出发,通过实地考察、访谈调查和资料重释的途径,具体剖析了雅加达华人中生代这一印尼华人重要的次群体,展示了印尼华人在印尼独立后的自我调适情况,分析了印尼华人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印尼社会重构和印尼民族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对菲律宾1972年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

本文对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与政策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对军管法持默许态度,并且继续援助马科斯独裁政权.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军管法采取默许态度并非美国国内各方的一致认可,而是商会、 国会及政府三方折冲的结果.经济利益、 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和美国战略的调整,构成了美国对军管法认可的主要因素,因而,在马科斯独裁统治下,美国并未放松对菲律宾的各种援助,只是对其援助方式进行了调整.美国对菲律宾军管法的态度,显示出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政策下美国对民主输出的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