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的构建

"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是建立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现行农村基层治理格局来看,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乡政"与"村治"的不平衡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制约因素,尝试构建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新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完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武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现状及发展问题分析研究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依托我国目前农村状况进行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关系到农村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经过5年的发展,"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已形成一定的基础,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分析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目前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店址选择缺乏科学性、信息网络滞后、营销模式僵化等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农民对下基层干部有四点希望

一、既要下乡村,又要跑农户.现在,一些干部下基层只跑大道,不走小路,有的到乡不到村,有的到村不到户.一些下基层干部住在乡机关,吃的招待餐,一般执行"走读",上午九点多钟到村,下午四、五点钟回家,很少和农民搞"三同".群众说是"不象毛主席时期的干部作风,"称"工作组"是"工作走".农民希望下基层干部不要只在"乡一村一乡"转,而要到农户家里看一看,住一住. 二、既要听干部讲,又要听群众说.有的干部下基层只找一、二把手谈情况,     

村有乡管 强化民管 以审促管——合阳县农村财务管理体制改革调查

村有乡管强化民管以审促管——合阳县农村财务管理体制改革调查麻少锋史胜荣乔培析合阳县，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份起，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扭转农村财务混乱为目标，在全县二十一个乡镇，推行了“村有乡管、强化民管、以审促管”的农村财务管理新体制，大大增强了村、组两级...     

对完善乡政村治体制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年多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应该再集中于农村是否能实行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判断上(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就此制度安排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针对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与拓展中经常出现的乡政和村治脱节、矛盾加剧甚至冲突等现象,分析其原因,寻求这一体制的完善途径,以防乡政与村治出现真正的"断裂".     

建立发展经济的“外脑”

河北省任丘县委负责人刘清亮,丁章朋新近对我们说,为加速农村生产和建设的发展,现在全县有不少乡、村政府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寻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家乡人,然后以乡、村政府的名义,给每个在外地的家乡人发一封信,吁请他们为家乡生产、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作出贡献。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一种交换理论的分析框架

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层次,国家基层政权是乡镇政府,具有依法行使的职能;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符合法律自身的特点。政策上,乡镇与村委之间不再是政权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是"指导关系"。然而,从眼前来看,乡、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制度所规范的相远离。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这一政府组织与村委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各自不平衡的资源占有之上的交换关系。文章试图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性质和能力方面,借助交换理论的解析框架来分析乡、村之间的交换互动以及从中产生的权力控制,从而对当前乡、村关系的性质予以定位,通过对交换中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影响因素的考察,对乡、村关系的协调提出相关建议。     

高岗与前妻杨芝芳的婚姻

杨芝芳，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丘陵山区经济发展的样板——南郑县南海区发展区域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南海区位于南郑县东南米仓山,全区平均海拔740多米,属丘陵山区.辖12个乡(镇)、111个村.18640户共74123人.1986年以来,他们立足本地,依托资源,因地制宜,区域开发,建设发展一业、带动一片、各业互补,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农村小区域经济.目前以“茶、果、药、桑、畜”为龙头的五小区域经济巳初具规模.全区多种经营总面积达19855亩,总项目53个,有6636户农户投入多种经营生产,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联结12个乡、85个村、573个村民组的户连户、村连村、乡连乡的区域经济群体规模格局已经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宏观体制困境的基层映射: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

自村民自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来,乡镇政府与民选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出现了种种形式的失调现象,其病因根源于宏观体制,压力型行政体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制度、党政关系、立法与司法体制等宏观体制中存在的困境是乡、村关系失调的病灶。村民自治大背景下的乡、村关系问题正是宏观体制困境的微观映射。     

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以浙江N县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为例

中国两千多年的农村治理大致可分为:"专制—准自治""集权—科层控制"和"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三个历史阶段,与此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农村"准自治"、高度沉降农村"科层控制"、改革转型农村"乡政村治"三种村治模式。就本质而言,传统村治模式均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法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村治乃是中国村治的发展趋势,微权清单"限权、定责、保利"的法治逻辑为建构法治村治提供了有效进路。浙江N县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清权划界、配权定职、晒权明规、行权保利、制权督责"五环节运行实践,生成了微权清单式村治,其对开启村治法治化的未来模式具有重要参鉴价值。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走共同富裕之路“新疆第一村”——乌鲁木齐二宫乡八家户村共同致富经验调查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对乌鲁木齐二宫乡八家户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他们坚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做法和基本经验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使八家户旧貌变新颜。八家户村位于乌鲁木齐市...     

马楼村群众来信摘登

马楼村群众来信摘登“我们是河南省上蔡县塔桥乡马楼村村民，今去信反映这里的实情，请示你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们。我们村共有１２００口人，１６８６亩耕地。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６年历年夏季分配给我们村的征购任务与提留均为１２．７万斤，而我们村每年实际向群众收小...     

对辛桥乡三个村的调查和思考

7月8日至11日，带着在新形势下如何抓好农村工作?如何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干部、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基层干部群众对市政府有哪些意见等问题，我到辛桥乡横上村、菊花三台、何其营村三个村进行了调查研究。     

辛亥老人刘蔼如与华山聚义的英烈们

我的三祖父刘蔼如先生1880年农历8月13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油槐乡北缑村，原名刘吉肆。     

我国农村政治信任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政治信任作为巩固政治合法性的"软实力",对于推进政治民主、维护政权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农村政治信任在"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以及"乡政村治"模式下演进历程的考察启示我们,现阶段农村的政治信任可从以下角度把握:要合理把握经济发展与政治信任之间的边界;寻求保持政治信任与理性怀疑的合理限度;注意"央强地弱"式政府信任可能隐藏的政治风险;密切党群关系是提升农村政治信任的重要法宝。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