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承运人制度研究

受控承运人 ,即美国所监管的国有承运人。受控承运人制度是冷战的产物 ,目前受其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国国有承运人。本文就受控承运人制度的历史、特征、监管、豁免、执行机构以及该制度下的我国国有承运人进行了研究 ,并对受控承运人制度进行了展望和思考。     

我国国有航运公司的法律困局

随着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化的步伐,我国国有航运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区域范围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我国国有航运公司大步跻身一流航运公司之际,却长期在美国航线上受到受控承运人制度的制约.从美国航运法受控承运人机制的内容入手,系统阐述该制度对我国国有航运公司的法律影响及解决途径.     

《鹿特丹规则》下承运人的责任豁免的研究

海上运输承运人责任豁免制度,是指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货物灭失、损坏或延迟造成损失,承运人原本应该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出现法定原因,而免除其赔偿责任的一种制度。它反映了船货双方的力量对比,直接关乎船货双方的利益。本文通过对比《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豁免的规定,评价《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责任豁免规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我国应该借鉴《鹿特丹规则》修改《海商法》下承运人责任豁免制度。     

小议欧盟第1419/2006号条例对班轮航运业的影响

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作为一种行业豁免制度,是指通过立法赋予航运业中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为以反垄断豁免,它是一般反垄断豁免在国际航运业的体现。目前各航运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都在法律中确定了有关反垄断法在国际航运领域的适用例外。2006年9月欧盟竞争委员会颁布了旨在取消班轮公会反垄断豁免的第1419/2006号条例。从班轮市场集中度、市场运力、市场运价、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分析该条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影响,指出该条例的生效仍将延续班轮航运业的垄断态势。     

无船承运人责任担保制度研究

由于本身的财力因素,无船承运人往往无力单独承担货主对货物提出的索赔.在美国,为了保证无船承运人的偿债能力,法律规定无船承运人须向美国海事法委员会提供一定的经济担保,本文就此种担保制度做了相关论述.     

完善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几点建议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反垄断法中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也对豁免制度作出了规定。但规定的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本文从豁免制度的立法形式选择、豁免制度的范围及豁免程序的设计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完善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提出了立法建议。     

无船承运人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研究

2002年1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简称《海运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我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概念,在我国确立了无船承运人制度,标志着无船承运人正式成为我国航运市场的主体。这项制度把独立经营人从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中剥离出来,赋予其承运人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发挥它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确立之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无船承运人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领域,关于无船承运人是否应当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认为无船承运人不应当成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     

论反垄断法对政府行为的豁免

限制和促进竞争是政府不可或缺的两种权力,反垄断法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制度确定了这两类国家力量的基本界限。本文通过研究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提出反垄断法对政府限制竞争行为豁免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内容,并指出中国反垄断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关注的理念和细节。     

“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利益平衡：审视美国司法裁判和立法规则的变迁路径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试验性使用"豁免原本就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变迁路径和立法博弈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剖析,以期对我国专利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借鉴。     

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下的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理论反思

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被视为航运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融合与协调的交汇点,决定着反垄断法意义上非可责难性航运反竞争行为的范畴与边界。以历史成因、行业特性说、经济利益说为理论依据的航运业整体性豁免论认为豁免国际航运业竞争规制能够防止航运市场恶性竞争、提升规模经济、促进我国航运业发展。然而国际社会法律变革、航运市场结构变迁、消费者福利减损、产业比较视阈下的差别待遇无疑对传统行业整体豁免理论提出挑战。从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来看,豁免垄断未必是鼓励航运业发展的最优选择。在否定航运业行业整体性反垄断豁免基础上可以按照对竞争的负面影响程度及效率标准有区别地建构多元化阶梯式航运垄断协议豁免体系。全球化承运人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亦可以替代传统国际航运协议组织实现航运资源协调配置。     

试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完善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根据国际海商法发展的趋势和我国海运业发展的需要,应从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举证责任分担和责任限制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责任制度。     

"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的利益平衡:审视美国司法裁判和立法规则的变迁路径

专利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专利法因此构建了复杂而系统的权利限制制度,"试验性使用"豁免原本就是这一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试验性使用"豁免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变迁路径和立法博弈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剖析.以期对我国专利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借鉴.     

实际承运人制度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再审的"桐城"轮案的判决引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实际承运人责任制度能否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思考,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对实际承运人制度应当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中的合理性和妥当性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认为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属法定责任,并不受到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未做要求但出现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的对出租人责任的规定不能直接约束实际承运人。实际承运人的适用范围和责任范围应当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时加以明确。     

无船承运人制度初探

本文通过对无船承运人概念和无船承运人法律地位,无船承运人提单以及无船承运人责任的的梳理,初步探讨了我国无船承运人制度。     

我国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模式与路径

作证豁免在获取特殊重大犯罪案件的关键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所无法代替的价值。作证豁免不同于诱供,它有利于缓解我国目前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因而具有正当性。此外,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参考样本,并与现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契合,因而具有可行性。作证豁免制度包括了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不起诉制度和对作证的同案嫌疑人的保护制度等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作证豁免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式模式,在起诉程序、证据制度等中分别规定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内容。作证豁免制度的建构应当先由各地的司法机关开展改革试验,并由立法机关在较为成熟的时期推进作证豁免的制度化。     

无船承运经营者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一、无船承运人无船承运人 ( NVOC)是无船公共承运人( NVOCC,Non Vessel Operating CommonCarrier)的简称 ,最早出现在美国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中。美国海事委员会将其定义为 :无船公共承运人是指不经营海运船舶却提供海运服务的公共承运人 ,无船公共承运人相对于海运公共承运人时是托运人 1。尽管该名称产生于美国 ,在欧洲国家其同样被经常使用。但是应当承认 ,除美国外该名称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 ,而是国际航运实践中一个习惯性称谓 ,因此没有明确的法律含义。英国Peter Brodie所著《租船及海运术语词典》中 ,对“无船或不经营船舶的公…     

对航空业一起限制竞争协议案的法律思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相关内容

本文通过对一起航空业限制竞争案的分析,对限制竞争协议危害性和违法性构成要件进行探讨,通过对我国限制竞争协议的法律机制的研究,对限制竞争协议违法性的法律认定机制、豁免机制、执法机制、损害赔偿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给予了建议。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国内法调整到国际公约的转变——兼论莫里斯和仰融两案

随着绝对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受到置疑和挑战,有限豁免原则逐步取代绝对豁免理论。进入21世纪,全球性的多边国际公约《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于2004年12月2日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我国已在《公约》上签字。该公约标志着国家及其管辖豁免方面开始确立起普遍性的统一的国际公约的规则,国家豁免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主义到限制豁免主义的转变过程,必将对国际法制及国内法制、对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国家及其省政府在美国作为被告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莫里斯案和仰融案。因此,研究这一领域的新动态,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和应对措施,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批判

普通法系国家传统上都奉行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制度,我国故有人主张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但绝对豁免所依据的职能论和政策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除美国之外的其他普通法系国家现都已转而实行有限制的豁免。因此,我国在修改仲裁法时不应当赋予仲裁员民事责任绝对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