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公安学基础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近10年来,我国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理论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公安学基础理论在学科体系、基本概念体系、警务基本原理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和成果,但是,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趋向性的问题和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为加强公安学基础理论学科建设,首先应及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厘清公安学基础理论本土化与西方化上的认识误区;尽快完善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着力提高公安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化程度;恰当确定研究取向,改进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角.     

论我国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意义

2011年3月8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导论证的公安学和公安技术同时被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增设为一级学科,这在我国公安教育史上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盛事,具有开创性的里程碑意义。为了加强公安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公安学整个学科建设来说,公安学基础理论是所有公安学科的基础和基石,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得如何直接决定着公安学其他学科建设的成败。因此,研究公安学基础理论具有非常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的学科路径——以公安学基础理论为例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职能,也是其职责所在。公安学基础理论学术组织必须迅速地行动起来,掀起公安学基础理论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的研究热潮,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进学科、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公安院校应将公安学基础理论课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安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课程;要强化对公安学基础理论课程教师的专门培训;要全面系统规划公安学基础理论课建设方案,将其打造成课程思政建设的主阵地。     

建立公安学基础理论新体系——兼谈警察学研究的基本观点

上篇 对传统理论的质疑在我国,尽管公安保卫工作“被当作一项专门学问对待”发端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将公安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则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来,对公安学基础理论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有许多专题论文发表,又有许多部教科书和专著出版.尤其是近期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更代表了我国公安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H型理论模式”,提出了公安主体、公安客体(又分为第一客体、第二客体)的概念体系,形成了以公安客体为一方,公安主体为一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为联结点的理论模式.图示如下:     

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侦察学的理论研究,一如整个公安学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成绩斐然,令公安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侧目.笔者欲通过本文对刑事侦察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陈管见,以作引玉之砖.一、两个蕴意迥然的命题——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迄今为止,国内刑侦研究中仍未取得共识且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刑事侦察学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界定.比较近似的现象是认为应当有“一种”或“几种”其他科学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认为哲学或“侦察哲学”应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2、认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三论”应成为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3、认为决策科学、科学方法论、同一认史理论等或单一或共同构成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这些观点散见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教材中,在此不一一列举)     

浅谈公安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法学边缘的公安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公安基础理论是研究公安体系,公安对象、公安关系、公安工作和公安发展的理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行以来,公安学即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之际,公安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公安系统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由于各种因素所致,我国目前尚末形成一套较为完整、较有权威的公安基础理论学说。作为     

“后修法时代”的刑事诉讼法律方法研究引论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律方法的研究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和刑事司法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刑事诉讼法律方法研究可以实现学术与实务的契合,对于司法者来说,刑事诉讼法律方法是刑事司法进步的“利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方法的研究较为薄弱,在修法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应当加强对法律逻辑、刑事诉讼法律解释、刑事诉讼法漏洞填补和刑事诉讼法律论证几个领域的研究.     

广东省第三届公安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参加广东省第三届公安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委员和论文作者，就公安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公安行为、公安文化、公安队伍建设、加入w，ID对治安形势的影响和对策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     

司法会计鉴定方法探究

按照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的含义,鉴定方法应当采用鉴别判定方法,查帐方法、侦查方法等不能作为司法会计鉴定方法.     

“大证据学”的建构及其学理

证据学关注事实的证明,而事实是一个多义概念。证据有抽象形态与具体形态,只能对具体形态的证据提出资格要求。证明一词具有他向性,证明的必要性是“他者”对待证事实不明。由于受到证据来源、证明方法等限制,事实证明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消除与证明资源的耗费成正比,因此在证明中应当区分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证实与证伪是证明的途径。推定与证明责任机制用以应对真伪不明。证明基本方法包括经验的方法、逻辑与非逻辑的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心证方法、解释学方法等。建立由基础证据学与部门证据学构成的“大证据学”体系,有利于深化法证据学等部门证据学的研究。     

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 ——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

一、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 从西方法学史看，人们对法律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几乎创造出了后世应用的所有法律方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这方面的鼻祖。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向人们展示了苏格拉底使用的“辩证法”（即对话或问答的逻辑），苏格拉底使用这一方法来探讨正义等法哲学问题，这表明法律方法在古希腊的哲学沃土中开始萌芽。这时的“辩证法”仍比较“原始”，带有“诸方法合体”的特点，其中主要包含定义法、反证法以及归谬法等逻辑方法，同时还包括了修辞术等论辩方法。 理论中独立出     

“法律行为”解释论——基于语言、逻辑和语言哲学三个向度

“法律行为”概念由德国民法创设的法技术词汇Rechtsgeschaeft翻译而生成.按照语言和逻辑的解释方法,“法律行为”与Rechtsgeschaeft的语义蕴合并不契合,二者之间存在着语言错位.出现这种结果的实质是语言哲学问题.作为符号的语言自身都是死的,只是在使用中才有生命.因此,对“法律行为”概念的解释,应当突破对译词的语言和逻辑解释局限.考察Rechtsgeschaeft的产生背景和使用意图,关注“法律行为”在民法生活中能动的使用,才是准确理解和解释“法律行为”的合理路径.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方法”

“危险方法”的认定固然要判断犯罪行为的指向是否为“公共安全”,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注意考察其独立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的基本属性。“危险方法”具有“相当性”、“兜底性”、“具体危险性”。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没有严格遵循上述意义上的认定规则,以致出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上的随意性。相关“司法解释”在对“危险方法”的规定上差强人意,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著作权文化转型与微观历史研究方法

著作权制度在后现代转型中不断受到各种源自对于著作权文化认识差异而导致的诘问。但是，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却一味的强调著作权制度的现代性和客体性，而忽视对于这一新兴法律制度的深入的历史研究，难以回应那些挑战其本体意义的质疑。而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研究著作权的历史，似乎能更清楚地明晰著作权制度的本体价值。“小历史”的研究方法应当被知识产权研究的学者更加重视。     

论人权治理的三重逻辑及其展开

人权治理主要围绕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展开,并通过时间节点、速率曲线、阶梯平面和体系层级四个维度进行动态互构。在理论逻辑中,国家治理是制度运行,人权是价值内核,现代化是前景方向,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共同擘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巨制。在历史逻辑中,从生存到发展再至幸福的递进式要素权重,作为历史事件所包含基础性与命运性环节存在,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阶梯状人权发展进程中描绘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图景。在实践逻辑中,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人民群众的创造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三要素共同铸就了人权结构体系,并在全面脱贫、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三位一体”人权实践中实现人权治理的理想图景。     

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旨趣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殊性,是刑法解释论生成与解释规则设计的出发点。刑法解释应当坚持以形式解释与主观解释为基础、辅之以实质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目标定位。刑法的司法解释即刑法适用解释,应当是法官主导、控辩两造参与、结合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与刑法适用、以刑事判例为载体的个案适用性解释。最高法院应当改变发布规范性、抽象性释文的习惯做法,探索通过直接制作和间接确认刑事判例的双重路径进行适用解释。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文义解释为原则、以论理解释为补充,按照先文义解释、后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并最终诉诸于合宪解释的方法与顺序展开。     

知识产权法典化论证质评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特别立法”、“单独法典”和“作为民法典的一篇”三种模式,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在理论界,多数学者指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方法论上他们多数采用的是比较、逻辑的进路;在知识资源上多数依赖的是比较法和历史史实的支撑。法典化论者有关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在中国语境下,与“特别立法”模式相比,“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它不具有现实性。比较说来,中国当前应当制定一部《知识产权法通则》。     

气候共同体责任分担的法理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由不断加强的人类活动影响力与有限的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引发的气候异变后果。气候共同体是阻止气候异变后果、争取气候稳定利益的共同体。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历史排放量解释和优先需要解释没有为共同体成员国家共同争取同一利益的行动作出合理说明。气候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法理应当是“各尽所能、能者多劳”。气候共同体成员间分配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依据应当是成员国家“各自的能力”，即包含已然发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条件两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判断发展状况的法理依据是以自然人平等为基础的发展权。我国应当按照自身发展状况为应对气候变化多作贡献，同时动员其他国家承担与其发展状况相一致的责任。     

从案件事实之“是”到当事人之“应当”——法律推理机制及其正当理由的逻辑研究

与三段论式科学推理不同 ,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复合体 ,因而价值评价是由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中介 ;没有价值评价 ,就没有判决结论的证成。法律推理逻辑机制的正当理由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的当事人行为 ,当事人“能够”、“不得不”行为是法律推理逻辑机制的现实基础 ,而法律规范的“可普遍化性”是法律推理的逻辑根据 ,也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公理。     

法律与逻辑——对法律与逻辑关系的一种全面解读

本文主要对法律与逻辑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逻辑学和法学之间交叉性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探讨了什么是“法律逻辑”,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学者较陌生的“规范逻辑”,将两者进行了比较;其次,对法理学和逻辑学都关心的“法律推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比较了“法律推理”和“司法推理”两者的异同,以及两大法系“法律推理”的特点和差异;最后,对饱受批判的“法律形式主义”进行了研究,指出应当辩证地看待“法律形式主义”的功与过。最后,作者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我们不能借口反对“法律形式主义”而忽视和否定逻辑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