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废除死刑进程及其启示

台湾废除死刑之渐成体现在:在实体法层面,通过一系列修法来限制和逐步废除死刑;在程序法层面,对死刑案件适用更为严格的诉讼程序。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三位一体"的积极推进,是台湾废除死刑之推动力量。台湾死刑的废除进程启示我们:重视废除死刑资源的整合,形成合力;注重社会民众启蒙,以个案引导民意,在注重死刑被告人权益保护的同时,提升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保护。     

司法裁判中的法意与民意

民意与法意在对热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存在分歧,背后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冲突、司法专业化和民意大众化之间的隔阂。民意有利于司法监督、促进司法民主,同时也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民意对案件的评论应坚持有限性和适度性原则,通过加强审判公开、提高判决书质量、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等方式实现民意与法意的良性互动。     

“健康公平”的法律解读

医疗体制改革制度构建的宗旨在于实现健康公平,当前对于"健康公平"进行法律解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认为,应从实然性角度来理解健康公平,其是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结合;健康公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历史性与继承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同时,本文认为,健康公平体现为对公民健康权的公平保障、体现为社会法视域中的实质公平。     

浅析习惯法的今天与明天——以婚姻法为例

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的社会实践与调查,笔者感受到习惯法之于法治的重要作用及巨大潜能。故笔者希望能以本次实践为出发点,进而了解习惯法的"前世今生":以实践所得内容为论据(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以婚姻法为切入点;以法律(或法治)发展的趋势为背景;以习惯法为研究对象;以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与冲突为重点;以习惯法的发展趋势为展望,浅析习惯法的"今天与明天"。     

向死而生:公众舆论影响下的死刑正义实现

历史上死刑曾被用作或者试图被用作实现正义的手段。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死刑正义陷入"该死"或"冤死"的纠结,并在世界范围内朝着废除死刑的方向发展。在我国要取得公众舆论对废除死刑的认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应从宏观的民意测量、微观的民意吸纳、未来的民意引导与升华、现实的民意尊重与沟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性举措,在死刑存在的既定事实面前为逐步废除死刑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     

刑事制定法和藏族“赔命价”——应然与实然的时空转换及其解构

作为应然选择和刑事理论共识,罪刑法定原则遵循形式理性和形式公正的结果当然禁止习惯法的适用。但在刑事制定法禁止藏族"赔命价"作为一种刑事习惯规则适用的当下,作为一种实然,藏族"赔命价"却依然作为"活法"、"行动中的法"适用于广大的藏区,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应然与实然的交错运生,凸显了刑事制定法与藏族"赔命价"之间的紧张关系。对藏族"赔命价"历史流变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实现刑事制定法与藏族"赔命价"在博弈中的和谐共生提出解决之道或启示。     

地理环境与赫哲族习惯法

赫哲族居住在黑龙江省东北部,拥有地广人稀的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丰富物产资源,促成了赫哲族社会习惯法中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济性"。另外,由于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便于文化的开放交流,从而加强与其他民族融合,因此反映在赫哲族习惯法中凸显出与其他民族的"共融性";而赫哲族濒临江河的地貌特点又促成其习惯法体现出浓厚的"季节性",从中可见:地理环境与赫哲族习惯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使之形成显著的特点。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之梳理与整合

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出现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以及"二次司法"等现象,我国的现有法律涵射范围有限,习惯法就时不时地介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者关系如下: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法制定的起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相配合,作为两种完整的体系独立存在着;国家法需要吸收整合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互补、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的立法完善

完善我国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建议制定我国《反腐败法》法典,在国内法的宏观层面规定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其他机制;建议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实体规范,严密法网,具体包括扩大腐败犯罪的主体范围、完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设置更为严格的死刑量刑标准,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废除对腐败行为适用死刑;建议在程序法方面完善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具体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机制、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完善腐败所得追回与赃款的分割制度、确立资产追回程序中的推定制度、建立我国反腐败的民事诉讼机制。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习惯法不同于习惯,也不同于民间法,只是民间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不同,习惯法的地位也不同。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取得了国家法的地位,但这里的习惯法不是指作为规范的习惯法,而是作为待证事实存在。作为辅助地位的习惯法是国家法的补充,与国家法并行不悖,但一般存在于法的放任性调整领域。还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战胜了国家法的强制、禁止,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强势与习惯法的优先适用不同,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进行了分析。     

对经济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由于死刑核准权回收问题的讨论以及最近佘祥林、聂树斌等死刑错案的揭露,舆论普遍呼吁对于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必须慎之又慎。而恰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经济犯罪限制适用死刑(主要指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学术观点,媒休所反映出来的公众舆论却持普遍而长期的反对态度,批评激烈者甚至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官员阶层的维护。这是民意对这一学术观点的最严重误读。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及其法律适用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保留死刑,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因此,认真研究死刑的法律适用,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设死刑适用年龄上限之必要性分析——基于法律史分析的角度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规定,对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一草案中涉及到了死刑适用年龄上限这一问题。死刑适用年龄上限是指适用死刑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最高限,即超过了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就应当被排除出死刑适用之主体。从中国法律史的角度入手,结合我国具体的历史情况,对增设死刑适用年龄上限之必要性进行分析,以照顾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权益,同时使死刑适用更加合理。     

跨界合作: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关系图景——以西南少数民族婚姻纠纷解决实践为例

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国家法——习惯法"看成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随着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制推行,习惯法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最终被彻底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纠纷解决过程中,围绕着"最大限度促成案件尽快妥善解决",有时国家法和习惯法会同时"在场",或轮番"上场",甚至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出现,在冲突之余也表现出一种合作关系。国家法与习惯法的跨界合作成为婚姻纠纷解决的客观需要。大量实地调研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为此,在立法上,我们要珍视民族习惯法中的优良成分,利用国家法赋予的制度空间完善民族自治法和乡(村)规民约,实现国家法和习惯法有机结合。从实践层面看,要坚持在民族地区变通实施国家法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要重视整体性和可持续性

美国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制定一项制度时,必须重视整体设计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确保制度的相对稳定;可交由第三方完成,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更加专业,更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应广泛吸收公众意见,尊重民意、体现民意,增强民意基础;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运用立体方式整体推进,对于已经制定的公共政策,政府辅以相关保障和激励措施,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促使公共政策落到实处,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     

“新意见群体”的双重影响与正确引导问题

"新意见群体"是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崛起的一个群体,它在影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方面具有许多与传统民意表达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其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如:"新意见群体"发出的声音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同时也有负面影响,如:其主体范围的局限性、信息表达的难控性及部分非理性化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应广泛吸纳"新意见群体"利益表达意见,扩大"新意见群体"利益表达主体范围,实现"新意见群体"与其他民意表达互补,加强"新意见群体"利益表达的法制化建设,使其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     

恻隐与宽恕:死刑司法控制的伦理路径

通过司法控制死刑依赖于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情感等共识性基础。对于作为剥夺生命的"极刑"来说,只有对"恶性"极大的人适用死刑才能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酌定情节的裁量离不开对行为伦理蕴含的解释与评价。法官对于触动人的恻隐之心和宽容之心的酌定情节进行伦理阐释,从而合理地裁量适用死缓,是对死刑进行司法控制的伦理路径。这不仅可以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回应社会的伦理需求,而且是对社会伦理观的适当引领和纠偏。     

疑难案件及其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的疑难案件实质上是社会发展引起的新问题、新纠纷,反映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疑难案件及其审判是法的生成的机制和途径,判例是法的生成点。疑难案件的法律解释是法律发现和法律论证的结合,体现出创造性和整合性的特点。     

立法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

在我国,法律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所以,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原则,实现立法工作的民主化,使所制定的法律充分集中民智、体现民情和反映民意,更好地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统筹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 切实发挥好法律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     

藏族习惯法与藏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藏族作为我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其创造的藏族习惯法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藏族法律文化跟其他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新生的民主制度在藏区的建立,国家的现代法取代过去的习惯法,这是历史的必然。藏族习惯法已经不适应现代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习惯法的回潮,藏族习惯法自身的缺陷对现实生活有着消极的影响,影响着藏区的稳定。因此,界定藏族习惯法的内涵,客观解析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合理对待和利用藏族习惯法,对切实维护藏区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