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传统法律文化问题

中国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其中也有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构成了实施法治的障碍。本文从中国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入手,客观评价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深入分析了制约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三种法律文化：以礼入法的法律文化、权力至上的法律文化、国家本位的法律文化。本文认为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革新,才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扫清障碍。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及其价值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自身独有的精神和样式.中国法律起源于部落联盟时期,而初级形态的法律文化则起源于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众议法”文化—神判法文化——先例法文化——定式法文化——制定法文化——混合法文化.中国法律独有的伦理主义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运行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积极、中性、消极三方面的价值,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对我国的法治理论建设和立法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为律师事务所发展带来动力

2013年6月,第三届"东亚气候论坛"在中国杭州举行,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以下为阳光时代所)作为本届气候论坛的主办方之一,由事务所主任陈臻主持了论坛的"国内气候与能源政策"主题会议。阳光时代所创办于1995年,最初专注于能源领域,2004年开始涉足气候变化及环境项目的法律服务,并将律师事务所定位为一家能源与环境领域法律服务的专业     

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我国面临的减排挑战

德班平台的正式启动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重大成果,同时开启了2020年后国际减排法律制度构建的进程。气候正义是一个国家采取气候政策的正当性的评价尺度,也是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气候正义主要是一种社会正义和法律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对于中国而言,体现正义价值的国际减排法律制度应该建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之上,并应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为基石,以"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为支柱。为在德班平台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中国可考虑适当调整原有谈判立场。同时,中国宜通过"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引导型"两种模式来落实体现气候正义的国内减排法律规制。     

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中国近代移植外国法实践为中心的思考

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积累而成的文化成果,其本身的形态随着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而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便具有古代、近代、现代三种基本形态。本文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即指以古代法律文化为主体而对近、现代产生深刻影响的法律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法律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法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全球化的几点思考

文化与法律文化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成文法典化、公法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特质,而儒家文化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固守、学习、迷信、融合等四个不同的演进阶段.面对全球化法律文化浪潮的冲击,当下我国应理性建构新的、顺应时代的、并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色的新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的基础是先秦法家的思想,在秦汉时期有儒家思想的注入,从而实现了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融合,形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由于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了情、理、法的内在逻辑,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大陆法制中的中国传统因素

<正> 自从沈家本(1840～1913)于本世纪初(1902年)受命主持修订法律以来,中国大陆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过程和大事在此不必一一尽述。 基本上,当代中国大陆的法律受到三种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即: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2)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法律文化;     

弘扬中国法文化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The special rol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leg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learning of foreign legal systems. Foreign legal history, as one of the elementary courses in higher legal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progress toward the rule of law and is playing an indispensi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by educating, cultivating and academic exchanging.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not only provides diverse perspectiv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testif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t not only benefits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gal talents. Therefore, we should insist on learning from the legal cultural heritage embedded in Foreign Legal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Chinese legal system.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反思中国法律发展的方法论立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立场只有回归到中国的法律实践中来,只有在准确认识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并深度结合法律制度的理论与结构,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法律发展的理想图景;这样,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才能够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发展理论并进而为中国法律的发展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并且,中国法制的现代性才能够体现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并自如地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中去。当然,也正是因为此,中国较之于西方,才能够由依附关系转换为自主关系,而与此同时,西方较之于中国,才会由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迈向互相尊重、互惠共存的平等关系。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认真对待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

2006年,两位学者提出了中国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这种新观点可能受制于一种“新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西方现代性理论和法律范式转换理论并不能直接嫁接到中国法制现代化理论上。如何在当下中国的反思性法制现代化观点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立场和中国品格的自反/反思性法制现代化理论,是需要学界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     

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比较法制史”无论是作为一种学科分类 ,还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 ,长久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早期的法制史学者不仅在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科研中运用比较法制史的方法 ,还在《比较法制史》的教材编写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在新中国的法制史学科发展历程中 ,学者们也很重视比较法制史。 2 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化 ,及时转换研究视角 ,尽快构建比较法制史的理论体系 ,发挥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与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以提高法律教育的质量。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