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精减职工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３０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从１９６１年初到１９６３年６月，两年半时间内共精减职工约２０００万，减少城镇人口２６００万。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     

联合国工作忆事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过几天,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立,11月9日出发赴纽约,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随行。联大会议之后,中国留下了以黄华为首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点名要我参加。我这一留不要紧,一下子就是10年,直到1981年11月10日才正式奉调回国内工作。在这10年,我相继担任一秘、政务参赞、大使衔副代表,自始至终负责安理会事务和大会的政治事务。     

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工作

(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粮饷、被服、弹药,封锁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企图将我军困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经济封锁、     

忆解放初期参加的剿匪工作

1949年9月,我有幸考上了解放军四十七军干部教导大队。教导大队学员有江西的、长沙的、常德的,还有桃源的,后来吸收了很多的湘西学员,在11月份正式打出湘西军政干校的旗帜。我们的校长就是四十七军第一任军长曹里怀。     

忆解放初期在福州市委工作

1950年国庆节后,我到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宣传科长肖挺、教育科长汪无浪向我谈了部里的工作情况.我召开了七八位干事参加的部务会议,先作自我介绍,然后请大家对如何搞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提出意见.同志们对宣传任务紧迫有共识,但对领导信心不足.福州市解放以来,我是这个部的第四任领导,还是暂借来的.安定情绪很必要,我表示一定与同志们一道,把当前的抗美援朝这项重大任务的宣传工作负责到底!     

忆敌后党报发行工作

1938年后半年,昔阳城敌人扫荡范围遍及清漳河西岸,在1940年4月日军侵略者占领了沾尚不久,又占领了昔西通往和顺交通要津的马坊。日军特务清水利一,在昔西搜罗了一批汉奸,组成便衣队、宪兵队和穿黑衣持木棒的棒棒队等特务组织。从此,日寇对昔西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毒辣残忍,特别在我军发动百团大战以后,变换花招,从以军事为中心的总体战,逐步发展与军事与     

1961-1962年党的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启动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大跃进"以来多次"反右倾"运动中所犯扩大化错误的初步纠正,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大跃进"之后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六十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8年,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形势下,广东也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由于“大跃进”和1959年冬到1960年的“反右倾”的错误,加上特大自然灾害,广东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二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全省粮食非常困难,一些地区出现了水肿病和饿死人畜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益差;四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充分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集中精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及农业战线上的严重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共产风”要进行全面算帐兑现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1960年10月,召开潮安、新会、中山等8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在9个县开展“以纠正共产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省委召开的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年     

陶铸与六十年代中南局

写下这个标题后,我不能不作点解释。陶铸同志这样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南局这样一个我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把两者联系起来观察、思考和记叙,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显然是不能胜任的。然而,为何要给自己出此难题呢?     

忆福建剿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一)国民党反动派崩溃以后,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南方各省有计划地布置和组织土匪武装,妄图进行所谓“长期的游击战争”,危害我建设国内和平。福建匪患更为突出,他们与乡村封建势力和蒋帮特务互相勾结,八方联络,至解放初期已发展到六万余人,遍及全省。毛主席对福建匪患十分重视,指示福建部队需全力以赴保证“肃清股匪,实行土改”两大任务的完成。据此,一九四九年十     

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的漫忆

1950年3月,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后,叶剑英将要被调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兼任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提出调我到广州工作。我推荐郊委秘书长安平生去广东,而自己仍留在北京。不久,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便调我到北京市人民政府担任秘书长。这时,北京市政府设在府右街口     

忆专机的派遣与安全工作

正空军的专机工作,是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在空军建立初期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初期,空军能作为专机飞行的飞机不多,乘专机的人也少。起初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稍后,各大区的领导同志来京开会、办事也有乘专机的。但总的说来,乘专机的人还是少的。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际来往增多,使用专机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把专机分为一、二、三级,供"三     

忆福建剿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一 国民党反动派崩溃以后,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南方各省有计划地布置和组织土匪武装,妄图进行所谓"长期的游击战争",危害我建设国内和平.福建匪患更为突出,他们与乡村封建势力和蒋帮特务互相勾结,八方联络,至解放初期已发展到六万余人,遍及全省.     

六十年代台湾的投资环境研究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引进外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本国资金不足的束缚,扩大资本形成的来源,促进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同时还可以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希望吸引外资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如愿以偿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输出资本的最大目的在于能获得高于其国内的利润,所以投资者必须考虑投资地的投资环境.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吸引到外资,良好的投资环境是最根本的前题.从五十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就开始注意吸引外资.但由于投资环境不佳,尤其是优惠政策不多,因此成效不大.但六十年代后,外资就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台湾.其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为外商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台湾吸收外资的经验,对于其它地区来说也具有一定借鉴作用.本文拟就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随着当前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6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国民经济调整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党史界的瞩目。因为一方面,这次调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遭受挫折后自我反省、力转危局的一次成功实践;另一方面,凝聚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宝贵历史经验,对现实仍有着     

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的宣传工作

1949年2月，北平刚解放我就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直到1959年4月调任彭真同志办公室秘书，其间正好是10年，10年中主要从事时事政策宣传工作。抚今追昔，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辽宁上世纪60年代初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

正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出现了非常困难的局面。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在调整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也为在1958年以来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要求把他的讲话传达到各省各地方。他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     

《支部生活》工作杂忆

1958年,在大跃进的年代,我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一年多的下放劳动,受益匪浅,不只因为接近农民,受到了感情上和思想上的教育,也从劳动中得到思想上、身体上的锻炼。1959年5月,我被调回市委宣传部任《支部生活》主编。下放劳动可以说为我办《支部生活》创造了条件。     

忆创办《华商报》等工作

我想把解放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我们在香港办报和一些文教事业的情况,简要的给大家谈谈。 1938年1月,廖承志、潘汉年同志被派到香港,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这是香港政     

六十年代初山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山西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较差。建国后到60年代初,农业虽有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不能稳产高产。以1958～1961年的粮食总产为例,全省1958年总产为46亿公斤,1959年下降为40．5亿公斤,1960年又下降为33．5亿公斤,1961年略有回升,达到35．5亿公斤。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深深思考。因此,在1961～1965年对围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省委不仅对全省的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而且在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问题上进行了许多有远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