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利主义与社会发展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其合理性的因素,即关注生活或实利的直接现实品格,又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利用其本身存在的二元张力,使社会的发展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秩序与自由的碰撞——论风险社会刑法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逐渐步入风险社会,面对社会风险形成的巨大威胁,人们对安全、秩序的呼声日趋升高。刑法作为至关重要的风险控制工具,为了维护秩序,其制度的功利导向也日渐突显,突破了一些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从而不利于刑法对自由的保障,甚至对自由造成危害。秩序与自由作为刑法应当保证其实现的两大价值缺一不可,面对刑法的变化,只有正确处理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才能实现秩序与自由价值利益的最大化。     

论表达自由在宪政社会中的作用

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国际人权运动重点争取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有利于促使公民自身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有利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促使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宪政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表达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法治国家实现程度的标志。     

现代社会中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读《逃避自由》

自由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但对自由的追求却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人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又感到深深的孤独和不安,正是这种孤独与不安,使人们逃避自由,甚至放弃自由,这是法西斯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学基础.通过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在面对自由时的这种矛盾心态,指出要摆脱这种矛盾心态,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走向积极的自由.     

狼的自由是羊的末日——重读《两种自由概念》

国内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及批评家大都忽视了伯林的“狼的自由是羊的末日”这个命题,我们已经习惯于“狼的自由”,麻木了“羊的末日”。然而这却是伯林的世纪隐忧,而且他一层层地挖掘出“狼的自由”与“羊的末日”之间的真正关联。     

自由的代价——管窥《阔佬》中的自由观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的<阔佬>聚焦20世纪50年代美国富裕中产阶级居住的城市郊区,用夸张讽刺的手法描绘了实利主义的"天堂"中人们对于"自由"的疯狂追求, 深刻地揭示了人们为这种盲目无度、无理性的追寻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试论弗洛姆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读弗洛姆《逃避自由》有感

自由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流派都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侧重点,在弗洛姆的自由学说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心理学的层面。弗洛姆从心理学的层面认为人之所以要逃避自由,不是真的要逃避自由,而是要逃避所谓的消极自由,摆脱消极自由所带来的自身孤独无力感,摆脱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机制所带来的对人的能力和潜质的限制,以求达到自我能力的全面发挥,获得积极自由,获得最终的人生自我实现,但是在从消极自由跨越到积极自由的路径上,弗洛姆依然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解决办法,从而使该路径太过理想化,而无法触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弊端的批判。     

自由与合理：论英国司法视域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自由是英国行政法中裁量权的属性,否定这一点就会否定英国的议会至上和行政权力的本质要求。裁量权从法律授权到运用都是自由的一种体现,虽然后者要受到前者的约束,但并没有改变裁量权的自由属性。司法对裁量权的复审权力并未赋予法官对裁量权绝对合理或绝对不合理的专断判断力。法律可能赋予合理的裁量权,也可能授予不合理的裁量权,是否合理要由裁量权运行的目的决定。合理是裁量权的特征,如果否定合理性,那么行政官员将陷入危害公共利益的政治危机当中。虽然这不是法院认定裁量权不合理的标准,但对部长仍然具有极大的约束力。目的合理是裁量权的首要合理要素,符合法律本意是裁量权合理的基础,裁判结果可能与不合理的结果相重合,但不能否定这是依据合理的考虑做出的司法裁断。     

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民事裁判视角下的追问

针对自由心证制度,从民事裁判视角发出三个追问:是否存在绝对的自由、我国裁判者是否具备践行自由的能力、自由应以何为缰?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其历史发展脉络中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或不自由,自由和规制是在不断博弈中推动证据制度向前发展的。在我国,裁判者尚不具备充分践行自由的能力,需要完善内外系统来防止司法恣意,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网络言论自由中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网络言论自由在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因其匿名性、即时性、个性化特征,言论的随意和放纵亦随之出现。假以网络言论自由的名义实际上违反言论自由的言论给社会公共安全造成现实的冲击,这一方面有言论者言说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有网络受众自身的原因。为了网络言论自由在生活中得以真正落实,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促进网络言论自由积极作用的发挥,强化对其负面作用的规制。     

论公民象征性言论自由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对某公民"宣传宪法"案例分析

象征性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特殊类型,其兼具言论和行动的双重性质,要受法律和宪法的双重调整,由于两类调整在价值选择上有时存在冲突,势必造成象征性言论自由实现的障碍.我国不仅在法律理念上尚未能认识其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对其加以特殊保护.因而依托实际案例来分析象征性言论的一般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为寻求我国公民象征性自由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文以载道”

重文学的政治教化之用是儒家文学观念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学观念的功利主义诉求,其形成有着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迁徙自由及其实现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地认可.在当今城镇化迅速发展过程中,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把城乡人口分成利益上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居民身份上的等级差别.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已势不可挡,借鉴国外保障迁徙自由权和改革户籍制度的经验,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路径,需要宪法和法律层面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废除二元制户籍制度格局,对农民工子女实行同样的教育政策.这不仅是迁徙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宪政平等理念的内在要求.     

社会认知理论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

文中梳理了社会认知的发展脉络,介绍了社会认知理论的主要内容,探讨了社会认知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迁徙自由权辨

迁徙自由 ,从形式上看包括本国内的迁徙自由和国际间的迁徙自由 ,从实质上看是指人们通过空间的移动来实现定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留学、就业、旅游和其他目的的自由 ,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行动自由。迁徙自由权存在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态。迁徙自由权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权利 ,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试论转型期的社会失范及其对策

以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为背景,运用社会失范相关理论,尝试分析社会失范的原因、类型及表现,并从宏观、微观角度探讨我国社会失范的控制对策。由此说明社会失范的克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社会多方努力。     

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及其社会救助

家庭暴力危及家庭和社会的安宁与幸福,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但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不尽完善.在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未出台的情况下,现实的选择是努力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构筑反家庭暴力的社会救助体系.     

校园暴力与学校社会工作

校园暴力的发生原因可从学生个人特质、家庭背景和学校有关教育缺失等几个因素去寻找。而在诸多应对校园暴力问题的思路中,学校社会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因此,学校社会工作应该积极介入学生、家庭和学校,以缓解校园暴力。     

互联网时代下的言论自由及其限制

言论自由是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互联网平台使言论自由获得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与表达渠道,虚拟的共同体成为其特殊载体和存在空间,隐秘性、多向性、迅捷性等成为其明显突出的特点。言论自由在凭借网络实现便利表达之时,过激言论和舆论暴力等现象借助网络空间不断地滋生蔓延,故有必要对网络言论加以法律限制。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其调控重事后惩治轻事前预防,可操作性较低,应当把言论自由权细化和融入到实体法之中,用更多的实施细则强化对言论自由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