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判还是错放: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正义选择──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问题(中)

二、犯罪是有证据证明的 　　犯罪是有证据证明的,这是从证据法的角度来理解犯罪的。这里面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是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过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直都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把客观真实当作刑事诉讼活动的一种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关键的一个词是"真"。所谓"真"从哲学上来说,指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的事实情况相一致。对于真的追求,是人的一种永恒的冲动,"真善美"被认为是一种最高的价值。在"真善美"三者当中,"真"是列在第一位,"真"是"善"和"美"的基础。在诉讼活动当中,人们也同样追求真实,这是毫无疑问的…     

错判还是错放: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正义选择──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问题(下)

过去往往强调证据本身的证明力，而不强调证据取得的合法性，证据取得的合法性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证据的证明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沉默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 权是无罪推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沉默权，无罪推定就大打折扣，这种沉默权意味着一个 案件最后得到证明，必须建立在被告人一句话也不说的基础上，但是，我们距离这个要求相 当远，首先，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就意味着否定了沉默权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过去甚至把被告人沉默看作是一种抗拒表现 。现在的司法活动…     

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论刑事辩护的价值目标

关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问题，在我国提出来还不到10年的时间。曾几何时，这个话题没有人提起，不被人重视。我是搞实体法的，记得我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我的思想里，程序法就没有地位，因为程序问题没人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期，程序正义根本提不到日程上来，谈不上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中国到了有一天重视程序的时候，中国的法治才能看到希望。现在迭一天到来了。     

现代中国走向法治的必然选择——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

中国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彻底扭转程序工具主义的理念,建立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传统法文化到法治现代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种观念。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审判方式和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的理想。     

程序正义论——从刑事审判角度的分析

<正> 根据1996年3月修正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这一条文对法院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规定了法律上的后果:判决结果无效,这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较之原法而言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     

从实体到程序: 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

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较大的刑事法律风险,如何优化企业犯罪的法律控制模式,强化"非罪化"治理的功能与价值——包括实体上的无罪判定和程序上的"出罪"处理,将企业的外部责任由刑事处罚转变为其他性质的法律责任,尽量减小"标签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意义重大.从实体到程序,刑事合规与企业"非罪化"治理高度契合:鉴于我国刑法普遍...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区(二)

（三）超期羁押的症结超期羁押,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且屡纠不正的一大误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扼其要者,有如下数方面：其一,法律规定不完善。旧刑事诉讼法虽然就侦查、起诉与审判诸环节的办案期限作出了限制规定,但是,与此同时,其关于诉讼期限的某些规定模棱两可或伸缩性较大,因而存在许多漏洞与空子,从立法的角度给超期羁押留下了隐患。如：原刑事诉讼法规定补充侦查的期限为一个月,但其未就退和补充侦查的次数作出限制规定,以致在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纳怪圈,即只要每次不超过一个月,无论退回补充侦查多少次均为合法,…     

从程序正义到摆平“正义”:法官的多重角色分析

法院如何建构其主体性?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之问。在规则之治、程序正义的逻辑下展开运作的司法因其制度刚性有余而操作柔性不足,难以有效回应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的具体情境,从而遭到实用主义的解构。但是,在调审合一制度路径下游刃有余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实际上亦并不足以构成对法院主体性的命题支撑,甚至可能是更加错误的道路。作为法院主体性的命题表达,能够体现法院明确的司法功能并与其他权力部门相区分的主体特质始终只在于独立的审判。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区(一)

编者按：邱兴建先生1989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后未申请博士学位,1993年3月因涉嫌非法出看版被收审,1994年8月被以投机倒把罪逮捕。1997年12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1998年12月被终审改判无罪后执教于大学。在蒙冤入狱期间,邱卧薪尝胆,致力于刑罚理性、刑事司法错误、监狱亚文化与死囚心态的研究与法制报告文学的写作。其近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理性评论》与《刑罚学》以及法制报告作品《黑日──中国监狱亚文化透视》,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自本期始,本刊选载其最新研究成果“刑…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区(四)

（三）非法取证的症结非法取证既是刑事司法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大误区,又是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这是因为,其存在与再生,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实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数方面：其一,封建司法制度的残余影响。在封建司法制度下,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所有审讯活动都围绕口供的收集而展开。有供即定案,无供不施别被视为法定的证据原则。与此相适应,刑讯逼供,严刑逼证,被作为收集证据的必备手段。现行司法体制的确立,从根本上否定并废除了千年一贯制的野蛮与落后的封建司法制度,以立法的方式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作为证据原则予以…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区(五)

误区之三：滥施强制刑事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设置与运用的对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的人身予以一定强制的手段。其虽不是惩罚犯罪人的手段,但同样构成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因此,法律就其适用的对象、条件、程序与执行等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对其滥用或误用,招致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不应有的侵害。然而,在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困,某些司法机关或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严重违背有关立法的本意,曲解与滥用强制措施,以致在每一种强制措施的运用上都存在种种怪区与误区。（一）监视居…     

还程序以正义──刑事司法的误码区(三)

误区之二：非法取证在一定意义上讲,刑事诉讼的过程也就是收集与运用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因此,证据的收集与运用,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与关键。为了确保所采的证据客观、真实与全面,以使刑事追诉准确地进行,避免放纵犯罪或刑及无辜,刑事诉讼法就证据的收集与运用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取证的行为不但普遍存在,而且表现形式复杂,多种多样,以致非法取证已成为刑事司法活动中严重侵犯诉讼当事人与证人的合法权益,破坏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造成冤假错案的一大误区。（一）非法取证的…     

刑事司法鉴定中的程序正义——邱兴华案对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启示

邱兴华一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赋予当事人直接启动司法鉴定的权利,允许控辩双方的专家在法庭上对鉴定意见进行自由、公开的辩论,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标准,是在中国刑事司法鉴定领域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契约刑”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

本文从中国刑罚制度转型的历史和现实出发，为探求刑事正义问题的法治解决之道，围绕“为什么提出契约刑？什么是契约刑？如何实现契约刑？”三个核心问题，集中阐述了“契约刑”这一原创性的刑事法基本概念与原理。     

刑事辨认中的程序问题——从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说起

刑事辨认是一种常见的证据调查方法,由于这种证据通常能直接证明案件的某些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受辨认人个体差异、案发现场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错误的辨认也较为常见,难以控制。有美国的研究发现,84%的错误定罪是因为目击者或受害人的辨认造成的。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把辨认笔录及辨认的程序列入其中;根据实践需要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1998年由最高检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最高检规     

我国的犯罪趋势、原因与刑事政策(上)——兼论我国刑法修改的刑事政策问题

一、十年来的犯罪趋势与理论上的困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推动了政治、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教学认识论视野的转换——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

实体思维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教育发展,如实体思维对教学本质、教学规律的追求和探索,能使我们从本质层面上认识教学。但目前实体思维在教育研究中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极端化倾向,再加上实体思维自身的局限,教育研究确实陷入了困境。本文研究关系思维给我们的教学所带来的三个突破点,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教学是一种人的活动。     

增列权利还是加强救济?——简论刑事审判前程序中的辩护问题

审判前程序中的辩护因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和警察、检察官与案件结局的明利害关系以及缺乏中立第三方的裁判机制等原因而失去存在的空间。辩护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不是加辩护权利的外延和规模,而是确立基本的权利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