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芝”、“三菱”事件看中美群体诉讼

一、从“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到“三菱汽车事件” 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东芝公司的笔记本电脑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东艺公司已与美国消费者达成庭外和解，共赔偿１０亿美元。而对中国消费者，开始是能瞒则瞒，后来瞒不住了就统统给个“补丁”。大多数中国人当然非常气愤和难以理解。为什么一样的消费者不一样的待遇？东芝公司解释说“美中两国存在法律差异。”我国两位知名法学家梁慧星、杨振山都认为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对产品质量方面有十分清楚的规定，在…     

集团诉讼之管见

始自2000年3月,中国大陆先后有几十名消费者以其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存在质量瑕疵为由起诉东芝公司;近来又发生了“三菱汽车”事件和“日航”事件,日前的银广夏事件。对这类原告人人数众多且无法确定具体数额的共同诉讼,称之为集团诉讼。集团诉讼是一种特殊诉讼形式,即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且一时难以确定的案件的集体诉讼。其中有自然人或法人的起诉,有多个人的共同诉讼。 目前我国法律对集团诉讼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法院通常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3条或者第54条的规定,把它当作人数可以确定并确定在具状起诉的原告人数范围内的案件来进行…     

“东芝“事件:中国消费者的法律难题

美国两名消费者的诉讼引发东芝公司巨额赔偿 2000年5月8日,据北京一家专业新闻网站报道:1999年春天,两名美国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向美国地区法院提出集体诉讼,认为东芝公司在处理其便携式笔记本电脑软盘控制器存在的问题时,许多方面行事不当,可能导致数据遗失或损坏.东芝公司一方面否认这一指控,说它没有意识到软盘控制器的操作限制会造成数据丢失或损坏,同时又与原告进行庭外和解,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年度观察报告(2016)

最近几年陆续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因民事公益诉讼本土化理论供给匮乏,立法者没有贸然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则,而是授权“两高”开展相关试点.鉴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民事公益诉讼的根本性问题达成最低限度共识,2016年中国民事公益诉讼延续着之前早已存在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分歧.展望未来,只有对“何为公益诉讼”、“为何公益诉讼”两个根本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才能将有限的精力和资源精准地用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达芬奇”之殇

“达芬奇”事件的曝光使腐朽沉疴的问题揭露开来。终是件好事。 仔细分析“达芬奇”事件．存在以下问题：企业对消费者的欺诈、假冒洋品牌的侵权、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的不信任、盲目追求进口货的消费观，监管者不负责任，法律不能产生实效等。     

中美群体诉讼的经济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国外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由商品质量瑕疵等原因引发的“小额多数”的现代型纠纷不断涌现。与美国集团诉讼相比,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契约成本、控制成本、信息成本等交易成本过高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并且在制度运行上缺乏利益激励机制。“东芝”、“三菱”事件就充分暴露了其严重的功能缺陷。因此,为保护我国广大消费者利益,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探析新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公益诉讼制度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条款。这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上的重要事件,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但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不详尽,还有很多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尽管如此,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表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正式为立法所接受,公益诉讼制度的大门已经开启。     

谈“法制”和“法治”

法制和法治在我国现在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词。对这两个词的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 ,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意思不大一样 ,也有些人认为这两个词的意思相近 ,只是程度不同。弄清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对于法学研究和我国的法律建设有重要的意义。法制一词原指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典籍《国语》中就出现过 :“今陈国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间 ,功成而不收 ,民罢于逸乐 ,是弃先王之法制也。”《吕氏春秋 .孟秋记》也用到了法制一词 :“是月也 ,命有习修法制 ,缮囹圄 ,具桎梏 ,禁止奸。”《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法制的解释为…     

微软“黑屏”的阿喀琉斯之踵

微软“黑屏”事件引发舆论一片哗然。法律界人士对此也众说纷纭,犯罪论、黑客论或病毒论、垄断论、侵犯物权论、技术措施非法论等不一而足。通过以《版权法》、《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维视角对微软“黑屏”事件最关键细节——用户许可协议和WGA Notification程序的分析,得出了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结论,即只是由于用户许可协议的瑕疵微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进而才导致其“黑屏”行为的侵权性。     

“影响性诉讼”深刻改变我们生活

2005年末，《法制日报》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推出“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其中佘祥林等5件诉讼案件因得票最高，依据活动的评选规则已自动入选2005年10大影响性诉讼：余祥林案：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贿案；黄静疑案；中国慰安妇诉日本政府案；顾雏军案。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联合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也评出了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挂牛头卖马肉”也算个事?

2月11日起,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连续多日持续关注席卷欧洲的"马肉风波"。英国食品标准局等部门已经通过媒体向民众表示,"马肉丑闻"还没有危及食品安全,但涉及对公众的欺骗。挂牛头卖马肉,这次事件暴露出来,还不是因为消费者的投诉,而是爱尔兰的官员在例行检查时查出问题的。看来欧盟的消费者跟我国的消费者是一样的糊涂。欧洲牛肉掺杂马肉事件有点     

顾敏康：“后悔权”限制条件无必要

1994年开始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首次以国家法的形式对消费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考量外资企业“中国态度”——从“丰田召回”到“秒杀门”

丰田召回在中国的“差别态度”给国内消费者带来的震怒还未过去，又一外资品牌——肯德基陷入了“秒杀门”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外资企业在面对中国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敢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承诺。面对中国市场消费份额的逐步加大，外企是否应该重新改良其在中国市场的“责任态度”？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企业侵害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还需如何完善？     

法律实施为何被“打折”？

3月1日起，我国有63部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两部法律法规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的实施倍受社会关注。实施首日，媒体记者对这两部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大检查”的结果是，在北京、上海、重庆三大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打折”现象：     

对官员要实行“有罪推定”

《中国青年报》日前先后发表周平和朱达志两位先生的文章,就香港廉政公署对梁锦松购车事件展开调查一事展开讨论。周平认为,这种调查以及公众对梁锦松购车的种种指责与非难,是对权力可能的被滥用进行的一种“有罪推定”,它无异于给权力套上了紧箍咒,“虽然有时候对权力拥有者不太公平,却能有力、公平地保障公众的利益不受到侵害”。朱达志则认为,按照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相对应)的条文,梁锦松在购车事件中遭遇的只是公众对他保持的警惕,以及…     

消费者权如何救济——以“消费者协会+公益诉讼”为建构思路

消费者权"小额多数被害"的特征要求创新消费者权救济方式,消费者权救济的有效路径是:创设消费公益诉讼制度。消费者组织积极行动能有效克服消费者"羊群效应"现象,建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借鉴境外消费公益诉讼的成功经验,授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构建我国消费公益诉讼制度。     

“主体/客体”相互视角下的共同诉讼

本文以共同诉讼为主题,在“中国语境内如何描述民事诉讼”这一问题意识之下,继续“叙事”的方法论尝试。与刊发于上一期《当代法学》的“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一文相照应,本文着重从作为诉讼主体的复数当事人与案件实体内容、尤其是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解读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共同诉讼的法律构成、司法实践中的程序操作以及若干重要论点。     

“民间立法”增多凸显公民精神在成长

为推动我国公益诉讼立法的进步，解决公益诉讼难的困境，郑州的两位市民刘明和郭力用4年时间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民间《公益诉讼法（草案）》（下称“草案”），并已在网上公布，邀请公众对这部民间法律草案给予批评和建议。他们希望通过联系全国人大代表最终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告母校：“接吻”并非“非法性行为”

在《婚姻法》已不再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的今天．成都某大学用“非法性行为”校规处分学生的事件引起一场不小风波：两名大学生上晚自习时在教室里亲吻拥抱．被校方定性为“非法性行为”并因此被勒令退学。两大学生一怒状告母校。     

论“弱势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明显处于市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法律应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但消费者又可分为一般消费者与“弱势消费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使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依法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尤其是“弱势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的研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