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任与物业管理

从法律和信任两个维度,运用比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当前居民小区物业管理纠纷频发的原因进行研究后不难发现,在物业管理中大量地存在政府行为被市场行为的不当替代,以及政府行政管理退出后,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供给呈现严重不足的情形;而当代中国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使得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难以摆脱"维权难"、"治理难"的双重困境;同时,由于市民资本运作意识缺位,进一步加剧了物业管理中信任危机的频度和力度,进而阻碍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要建立顺畅的物业管理秩序就必须尽快改善法律的制度供给,重建各方信任关系。     

浅谈构建我国社会信任的法律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危机源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背景因素,既有信任自身形成机制的客观原因,也有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制度原因。法治是重建我国社会信任的必然路径。当前的完善相关法制的重点方向为:提高国家机构公信力和社会诚信水平,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有效沟通,建设公民社会。     

现代性视野下司法的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越来越多具有"脱域"特质并且越来越复杂的陌生人纠纷涌入法院,当马锡五式的"父爱关怀"被"职业官僚"的理性推理所取代时,司法就遭遇了最为深刻的信任危机。司法信任危机在社会的蔓延主要不是因为法官个体成员的品质出现了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司法制度所建构的承诺遭遇到了信任问题。只有在承诺发生之初,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假定为有权参与建构承诺,并以其实际行动监督被授权的制度实施者,对制度性承诺的普遍性社会信任才是可欲的。因此,有效应对司法的信任危机的关键或许恰恰在于通过有效实施司法公共参与等适应国情的"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来实现。     

社会何以承载之重——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之原因分析

信任是一个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然而转型时期,信任的基础正经历着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个人化的信任)向以抽象系统为基础(非个人化的信任)转变,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要摆脱信任困境,必须完善各项系统,重建信任的基础.     

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现状与研究展望

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社会信任的变迁分析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也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信任危机。     

信任的缺失与重构——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欺诈问题

网络社会的来临使人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许多安全隐患,网络欺诈就是诸多顽疾之一。信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网络欺诈不仅解构着网络社会的信任结构,而且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信任危机,威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本文运用了布劳的交换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网络信任的重建提供了破解之道。     

中国社会法律信任状况的实证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信任危机日益受到关注,法律信任状况关乎法的运行实效,具有研究价值。通过调查分析,中国社会法律信任状况的特点为：普通民众在思想上对法律缺乏信任,而在行为上却又依赖法律,对法律表现出较高的信任。     

医患信任危机发生机制探察——基于群际关系的视角

我国医患信任危机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社会信任危机是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医疗体制改革则加剧了医患信任危机的发展。医患信任危机的社会心理背景一方面使医患双方形成消极的群际刻板印象内容,另一方面则导致医患双方形成群体认同的错位,从而使医患信任互动过程发生偏离。基于群际关系视角,探析医患信任危机的发生机制,可以弥合当前研究中宏观视角和微观过程的裂隙,厘清医患信任危机产生、发展和演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司法信任危机的破解之道

我国司法面临信任危机,体现在:法官不仅屡屡受到当事人的伤害,而且受到法律共同体内部一些律师的死磕;涉诉上访长期居高不下,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仰缺失.法官的逻辑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的冲突构成危机根源,鉴于探求“真相”并非法官专长,因此,在认定案件“真相”的过程中引入陪审制度就成为化解危机的对症之药.陪审制度的权威性不仅得到历史实践的证明,而且具有充分的法哲学理论基础.陪审制度与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足以成为实现中国古典司法民主传统的有效路径.陪审制度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孜孜以求的司法理想.在当下中国,陪审制度有利于化解司法危机,建设和谐司法关系.陪审制度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有利于国民法律、道德素质的提高.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

信任是社会主体对事物品质的真实性或他人行为的无害性、可靠性不怀疑的一种主观态度。它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讲究诚信的中国人时至今日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被这种危机所深深困扰。在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和普遍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降低信任风险,能够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能够有效惩治各种腐败,削弱不信任的基础,因此法律成为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最为有效的制度机制。     

爱心需要呵护 慈善需要法律监管

以当前"郭美美事件"引发的慈善信任危机为背景,对于我国现有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借鉴国外慈善监管模式,从出台慈善法,对慈善事业法律法规进行细致化、严格化以及引进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等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执政党面临“社会信任危机”的困境及出路——基于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频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反应了社会矛盾的冲突程度,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信任遭到破坏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群体性事件为主的社会冲突事件就是社会信任危机的爆发,社会信任危机的严重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大量产生,同时又对社会信任造成更深程度地冲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社会信任的严重缺失会给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执政合法性带来潜在的威胁,深刻影响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因此执政党必须在正视社会信任危机存在的基础上担负重构社会信任的职责,从引导自身干部队伍利益趋向、提升服务理念,推动政治体制更新,培育社会组织、拓展社会力量活动的公共空间等方面着手,重新构建起逐渐流失的社会信任。     

浅谈司法信任的结构要素及其构建

在当代，信任问题已经成为民众口中的强势话语和社会各界研究讨论的热点。因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全方位的社会转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特别是牵涉到利益冲突时，普遍感到怀疑和焦虑，深陷于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根状态和信任危机之中。这种状况投射在司法领域，     

破产和解之殇——兼论我国破产和解制度的完善

破产和解的制度设计和契约属性显示结债权债务关系是其应有定位。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说明破产和解制度遇到了信任危机,破产和解替代制度为破产和解制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思路。从我国社会观念和破产司法实践需要来看,现阶段难以完全摒弃破产和解制度。应该在进一步明确破产和解制度了结债权债务关系定位的基础上,精简我国破产和解程序,引入破产和解替代程序。     

关于社会信任状况调查的分析与评估

2006年以来,亚洲的社会质量研究者们开始讨论如何建立亚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将这一植根于欧洲社会背景的理论介绍和应用于亚洲社会。本次调查就是在这一指标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对当前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有助于揭示当代人的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估。本次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认识,寻找加强社会信任度的有效路径。     

20世纪末美国政府规制改革历程及启示

为了迎接全球化、信息化及国际竞争,摆脱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相继掀起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其中,放松规制改革成为美国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在政府规制改革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的很多做法和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学习和借鉴。     

破产和解之殇——兼论我国破产和解制度的完善

破产和解的制度设计和契约属性显示结债权债务关系是其应有定位。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实践说明破产和解制度遇到了信任危机，破产和解替代制度为破产和解制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思路。从我国社会观念和破产司法实践需要来看，现阶段难以完全摒弃破产和解制度。应该在进一步明确破产和解制度了结债权债务关系定位的基础上，精简我国破产和解程序，引入破产和解替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