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覆盖面位移下的乡镇治理走向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覆盖面发生了位移,由传统的国家控制社会的状况转化到现在国家权力相对回缩和社会权利相对扩张的态势。乡镇政府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成为脱离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组织。因此公共权力在乡村有一个适当的边界,乡镇治理将由传统的控制型治理走向乡镇的有限自治。     

论权利与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谈义务教育法的实现机制

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一直是依法行政、促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制约与控制权力，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强化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以“权利”制约“权力”。     

论公安机关应急性警察权力的配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警察权是应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应急警察权的配置,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公安应急处置的水平。现行法下的应急警察权仍存在权力配置不清、边界模糊、新型突发事件处置权缺失、权力配置与现代行政管理目标错位等问题。应急警察权的配置应充分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挑战,通过健全应急警察权行使依据、优化权力配置体系、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打造完备的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推进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2014,公共治理寻良道

2014年,从民生议题到改革决策,从权力进退到权利博弈,从强力反腐到法治升级……急驶于转型之路上的中国,在公共治理的求索道上,留存了鲜明的印记,必将对未来提供有益的启示。公权的进与退公共治理是国家叙事的永恒主题,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权力如何划定合理的行权边界,既不缺位失责,又不越位滥用。对于2014年的中国而言,收获的答案可谓喜忧参半。     

西方个人本位法变迁述论

西方法律本位大体经历了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氏族到个人的三次变迁。其特点是愈益非集团化,也即个人本位化。它是通过个人权利/权力在法律上对各种团体形式的集团权力/权利的挤压、否定和部分替代来实现的,表现为个人本位与集团本位在法的支点上的不停转移。概括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即是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权利法哲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它无疑也是一场人的解放与人权展开的运动。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权利和权力是法律上的一对基本关系。它们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由于行政权的渗透、扩张,忽视、无视甚至侵犯权利是我国现阶段权利和权力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立法决策中必须平衡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尤其要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为本位,以行政权力服务于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为根本。第一,限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行政权的过度膨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其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行政主体行使权力和市场主体实现权利之间的各自自由度。由于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统制,政府权力无所不能。因此,在保持权力的适度宏观控制和对某些领域中的具体干预的同时,必须放松乃至放弃对市场主体的某些控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正确把握的若干范畴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法治与人治、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等若干范畴。     

图书馆治理的三维视角:国家、社会与读者

图书馆治理是与传统的管理相区别的,不再是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结合运行,不是权利的集中,而是权力的分散,提倡平等协商,反对一元化管理和控制。构建一个国家主导、社会组织和读者参与的多元化图书馆治理体系,以达到最优化实现提供图书信息服务的目标。     

论突发事件应对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曾被誉为行政法上的“皇冠原则”，适应突发事件应对中权力与权利博弈的需要，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引入了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彰显了突发事件应对中权力有限的理念，为权力与权利的合理界分提供了一项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标准；并通过对应急管理主体权力有比例的分配和对具体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比例的控制，避免产生绝对不受约束的应急行政权力，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