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冲突解决机制的整体构建

“权利冲突”是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颁布的“自由裁量权指导意见”第七条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从整体着眼,权利冲突的解决有市场和法律两种机制.法律干预又分立法和司法两个途径:立法以价值位阶论为代表,司法以利益衡量论为代表.在结合两者的基础上可能构建出一般化的权利冲突解决程序:以最大限度容忍当事人自治为前提,在价值位阶指导下容许法官利益衡量,最后再回归立法层面完成价值判断的合法化.     

论现代立法程序的基本属性

现代立法程序作为制度文明有四大基本属性,即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和自律性.民主性体现在巩固多数权力和保障少数权利两方面;公开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必然要求;交涉性是立法程序中一个利益表达、利益冲突、利益协调、利益整合的交涉过程;自律性是立法程序的德道基石.四大基本属性是衡量立法程序作为制度文明的重要标识.     

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规范化进路——以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为基点

环境司法是解决环境争端的重要途径,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衡量的过程,法官通常会先从环境法律规范中发掘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为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寻找客观评价标准,但这样仍会给法官留存较大恣意空间。而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其核心功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限制司法裁量恣意,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利益衡量中引入此制度,并针对环境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发布指导性案例,辅助制定法提供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同时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逻辑思路和利益衡平方式也可被参照援引,为规范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做出创新。     

民事执行拍卖撤销事由研究

在民事执行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竞买人等主体向法院请求撤销拍卖是实务中最常见的一种执行救济方式。虽然我国已经有相关立法梳理了民事执行拍卖撤销的法定事由,但兜底条款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仍不足以面对实务中拍卖物认知不统一、法院是否尽到通知义务、竞买人资格认定存在争议、利益审查失衡等困境。撤销拍卖是公法行为说下各种利益综合衡量的结果,梳理归纳法院裁定撤销拍卖的各类情形,严格限缩拍卖撤销规则,在维护司法公信力前提下回应多方权利主体的需求,以最大化平衡好拍卖法律行为中的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     

医疗自主权与患者家属决定权、医院特殊干预权的冲突与协调——以陕西榆林孕妇跳楼事件为视角

由于我国当前立法的缺失与模糊,如何解决医疗过程中的权利冲突是司法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消除医疗领域权利冲突需要在医疗过程中明晰和界定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医院三方的权利边界和范围,在此过程中,必须基于患者医疗自主原则、患者家属利益原则以及医疗机构必要干预原则,对利益冲突进行衡量和取舍。同时,在医疗实践中,还应区分患者完全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欠缺时权利冲突的两种状态,采纳不同的权利冲突处理机制。     

论宪政视野下的公益诉讼

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现仍在起步阶段,尚未在立法规范、学理研究以及诉讼实践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体系和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影响到我国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发展,以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力。在宪政国家中,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建构均来源于宪法的认可和授权,并反映宪法治理体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公益诉讼源于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利益冲突广泛化的现实状态,并由宪法肯定其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公益诉讼亦须体现一系列的宪政原则与宪政价值,反映并衡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实践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具体效果。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与民事检察监督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的不断深入,颁行于1979年、局部修改于1983年的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已明显不能满足现实司法实践的需要,并与宪法中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定位相去甚远,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被提上日程。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于法律监督的理解更倾向于刑事法律监督,明显忽略了其他两类并驾齐驱的法律监督范畴——民事法律监督与行政法律监督。立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现实意义与多年立法、司法实践,尤其针对2012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就民事检察监督对检察机关组织立法的合理期待,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体例调整入手,结合检察机关的组织性质、活动原则、职权与监督手段、组织建构等方面的修改意见,进行有益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立法中利益衡量基本理论初论

现代立法过程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在利益衡量中立法者受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既定法律 秩序、公共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并非毫无节制的恣意。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以个人所得税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指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估量后,考虑应置重于哪一方利益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税收领域,国家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纳税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私人财产权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是税法的重要课题。广泛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利益衡量为探讨税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提供了一种方法。     

民法本位在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定位论析

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法文化的逐渐生成孕育了对民法典的强烈需求。民法典为市民社会抵抗公权力不当侵入提供有力的武器。中国民法典当在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的前提下。虑及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在私主体权利本位价值取向的指导下，为中国民法典遴选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主体权利本位性的私法自治原则，这是在民法典中实现自由价值的逻辑必然。以私主体权利本位兼顾社会的价值取向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是进化的理性的必然。中国民法典可由总则、权利、权利的保护三编构成，如此规定，不仅民法典层次清楚，逻辑了然，且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特别契合。     

配偶权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一大进步,对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在立法、司法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明辩的问题。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救济的空间 ,现代法治要求“有权利必有救济” ,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在各国普遍重视基本权利保护和司法救济穷尽的趋势下 ,我国将特别权力关系纳入行政诉讼是大势所趋 ,我国相关领域的观念和制度亟待更新和完善。当然这其中并非全属立法的问题 ,也有法律解释的问题     

两大法系司法考试制度之比较与借鉴

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考试制度实行横向一体化模式,而英美法系国家实行法律职业一元化模式。产生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大法系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的不同。我国的司法考核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以及法学教育相脱节。完善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旨在使这一制度和法官、检察官选任、法学教育等制度相契合。     

刑法人道主义的理性剖析

本文从刑法人道主义的缘起及蕴涵、刑法人道主义的立法确认与司法实现、刑法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三个方面对刑法人道主义进行了理性剖析。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     

民法总则在实务上的最新发展( 上)———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九○及九一年度若干判决的评释简

民法总则系关于民法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私法全部，其理论的变迁攸关民法的发展及进步。查阅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民国九。年度以来的相关裁判，发现了若干具有价值的指标性判决。所谓“指标性判决”，其意义有二：（1）法院提出了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法律见解；（2）在法学方法论上有启示性。从这些判决，我们可以看见实务上为适应社会发展，实现法的价值理念，持续不断地致力于阐释补充民法的基本原则，丰富了法律的生命。     

刑法基本原则的困惑与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属于法律规范范畴,它仅是指导和制约刑事司法工作的原则,而不是指导和制约刑法立法工作的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等刑法基本主义属于理论范畴,刑法基本主义才是指导刑法立法工作的理论规则.刑法基本原则并非都应不折不扣地绝对执行,而存在着例外规定."贯穿于全部刑法"不应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之一.建议在立法上完善刑法基本原则体系,增加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规定.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供给短缺分析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供给短缺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各种非正规就业存在制度保障缺陷,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缺乏分类管理的制度安排,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制度缺失,农民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农民工流动就业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方面。     

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途径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新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完善立法，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弘扬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