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在本质上与法律思维的含义是一致的。法律思维的要义是对法律方法的把握。法律方法论的核心是法治原则之下的法律思维规则。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政治功能意义上界定法治思维，而对法治思维的法律方法论基础视而不见。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改变偏重权力政治的思维方式，这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在推进法治的战略措施中，法律思维水平的提升相对容易做到，这是搞好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法治思维被确定为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要求后，确定法治思维的定义，对训练法治思维和提升法治能力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法治思维定义需要在对政治理想与法治现实、法治的历史与未来、政治功能与专业素养、法治理念与实现方法关系的思考中把握。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培育

法治文化是以权利为根本目的，以法律至上为根本表征，以自由、平等、民主、限权等为现实要求的进步文化形态。培育法治文化在和谐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新农村法治文化的培育需要借鉴国外优秀法文化成果，也需要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政府在新农村法治文化培育中发挥主导作用。     

我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法治建设影响探析

我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任何标榜“全盘西化”的法律移植思想都无法在我国生存。建构法治社会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及法治观念，但也不能摒弃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要树立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建设中国特色先进文化；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个人权利意识、法律素质；积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律实施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地方法治建设中的文化路径

地方法治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化在其中亦不容忽视。从历史走来并且立足于现实中的地方法治建设存在着困境,集中体现在对于法治文化的忽视和错误定位,进而在现实中难以取得实效。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如何协调差异、统筹整体性要求以及培育法治文化的可行路径等问题依然有必要加以分析。从法治建设的文化路径选择来看,地方法治建设需要关注法治文化培养和传播、坚守法治文化原则、认清其与法律文化的差异,最终实现地方法治文化下型塑法治信仰的精神内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道路的理论溯源——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为主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深刻的法学原理、展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凸显出我国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以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作出论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了理论铺垫。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关于法制与道德建设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述、科学发展观关于法治与道德协调发展的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走向良法善治的重要体现。     

儒学与21世纪中国法治

儒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法文化是在中国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已成了民族的法文化。在21世纪中国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并没有过时，我们将其与现代法治原则进行创造性的对接，就可能形成在一国两制格局下中国四地区不同法域都愿接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在我已有的成果中，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如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依法治政的宪政价值、中国特色宪政体制的构建等；中国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法律文化创建的路径：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在具体的法治实践方面，主要有如何完善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律制度，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机制，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治文化

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这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宗旨。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大力倡导法治文化,对于提高全社会崇尚法律意识和弘扬法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要立足市场经济发展法律文化;拓展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范围,创新宣传阵地。弘扬法治精神,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精神只有武装了领导干部的头脑,才能真正走进人民的心中。     

论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中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法治文化难以养成,以至于法治模式难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困境长久地困扰着国人,阻扰中国法治发展的深化。理性的法治文化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内在核心动力,是推进我国普法宣传教育的内在需求。在寻求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越来越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寻求打破法治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乃是今日之中国法治建设的不二主题。     

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法律文化创建的路径思考

先进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先进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中国的先进法律文化。先进法律文化的构建,离不开法学研究的繁荣,及其在法学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但当前法学研究的现状和制度变革不能适应法律文化创新的需要。建设中国先进的法律文化,必须进行原创性的创新,而一切原创都应以本国的实践为基础。简言之,就是学习国外一切有益的法律理论、借鉴甚至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的同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面对传统,二是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法律实践活动所提出的问题。     

儒家法伦理思想的解读与转换

儒家法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法治和德治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儒家法伦理思想无论是作为建设新的法律文化的参考资料,还是其背负的沉重包袱,都需要认真地梳理、评价、激浊扬清.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试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和价值

当前 ,影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因素有法律文化传统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等方面。由于法律意识无论对立法、执法还是守法都有重要价值 ,所以必须针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有待提高的现状 ,采取措施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陕西省基层法治文化建设调查与思考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应的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形态。一个法治国家乃至法治社会的形成,依赖于全体公民厚重的法治思想和牢靠的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法治之魂,法治之脉,是法治中国建设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应注重挖掘、培育地方独具特色的法治精神;清醒认识法治文化建设的延续性和长期性,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全民参与性和生活化需求。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论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美国民权运动、国力增长、法学理论进步、法学教育发展和民间基金支持是美国诊所法律教育在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根本因素。考察美国诊所法律教育起源对中国法治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功能启示通过中国法律诊所来实现社会正义;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对美国诊所教育法律的促进启示我们要深刻理解当今中国法学研究的任务;诊所法律教育对法律技能的重视启示我们更加重视法学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诊所法律教育对"活的法律"的重视启示我们诊所法律教育会将法律人和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诊所法律教育虽然意义重大,但在中国要实现诊所法律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宏观上,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降低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地位;法律对代理人和辩护人的规定限制了真实诊所功能的发挥;微观的问题则有财力缺乏、诊所形式设计以及学分评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