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中的ODA外交

本文对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中的ODA外交。     

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曾经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府发展援助(简称ODA)发生变化: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日元贷款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地位开始下降。技术合作符合中日两国国情,尤其是在环保领域,符合两国利益,逐渐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将成为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大国性外交:中国崛起进程中的主题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当属于大国性,这种大国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一个历史进程,大国外交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代主题特征,大国外交伴随着大国崛起进程对当下以及今后中国外交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理解新形势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外交,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寻找中国外交大国性的重点布局以及主题实践。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来看,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主要战略依托,并依此重点以经济外交为主要着力点,构建中国崛起的大国秩序。     

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动漫不仅成为日本产业振兴政策的重点领域,而且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众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促成这一政策动向的除了日本动漫本身的魅力外,还有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兴起,以及日本在国家形象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当前,日本外务省正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动漫等大众文化外交的战略规划和统筹。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对动漫外交的批评,认为动漫的国策化贬低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容易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     

外交调研中的人物调研

本文对人物调研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阐述。从“搜集调研对象人物自己的文章、著作、言论”等六大类别归纳了人物调研的方法。尤其是结合外交工作的需要和外交工作的内在规律,详细地论述了包括“政治思想和政策主张”、“政策的实行、效果和未来动向”在内的人物调研的4个重点方面和其他次要方面,并概述了对人物调研对象的工作建议。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自1989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中国参与多边外交：进程及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经过了一个由谨慎参与到逐渐深入进而全面加速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对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由“革命者”到“参与者”再到“建设者”的复杂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多边外交有效维护和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中国通过参与多边外交,获得了必要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促使经济和社会得以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日本外交困局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巨大,即使经济停滞二十多年之后今天依然如此。但是政治舞台上,日本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侏儒",即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想要赢得政治地位并最终实现正常国家,但依然难真正有所作为。这种外交困局除了其战败国的身份外,还有如对自身身份的迷惑、经济的衰退引起的内部矛盾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大国抱负与小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恩怨都是重要的原因。     

安理会的扩大与《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法律角度的修宪程序分析

安理会的扩大须经过对《宪章》的修改才能完成。在《宪章》规定的两种修宪程序中,第108条模式”是目前修宪时最可能采用的模式。即首先联大通过修正案决议,然后交由会员国批准。操作中,每个步骤又可以有“一揽子”或“分项”的不同处理,因而产生出可以选择的操作步骤组合。目前各方对安理会扩大方案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常与否两种选择在争取《宪章》修改的操作层面也存在不同。对于追求“增常”的方案,最有效的程序选择是:在联大讨论阶段,采取分项讨论和分别通过决议的方式(第一个决议确立增加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再确定新增者名单);在批准阶段寻求一揽子的批准。对于支持和反对者,第一个决议能否通过是成败的关键。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发展及趋势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是冷战后受到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一方面,随着会员国的增加,安理会代表性不足及效率性缺乏的状况,使改革的呼声不断;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集团的利益各异,分歧巨大,使各种方案均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安理会改革在改革工作组、高级别名人小组和政府间谈判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无法解决以四国联盟为代表的争常派和以团结谋共识集团为代表的阻常派之间的矛盾,在核心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为了消除这种分歧,今后只有通过不断对话与协商的方式来形成折中与妥协的方案,才能早日完成安理会的改革。     

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     

试论联合国体制的走向

作为联合国体制形成基础的两极国际格局虽已瓦解,但由于尚无新极崛起,因而联合国体制暂时不会发生突变.在新极崛起引起联合国体制突变之前,次强国将会联合起来促使联合国体制发生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渐变.不论是渐变还是未来的突变,联合国体制的集体安全制度总体将被保留下来,它是国际体制发展的基本方向.联合国体制中不能体现国家平等以及不能有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内容将逐步改变,朝着完善争端解决程序的方向发展.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试析国家安全观的嬗变与新中国军事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军事外交的对象较为有限,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军事援助的计划性不强,军事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展示军队形象的窗口较为有限。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要摒弃带有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树立新型安全观。新安全观自提出后,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指导性作用日益加深。同时,军事外交也不断丰富着新安全观的内涵,成为践行新安全观的重要方式。回顾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历程,可谓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军事外交不断突破,逐渐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良好格局,     

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兼评安理会的相关立场

安理会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机关 ,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起着独特和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角度审视恐怖主义 ,并以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对抗恐怖主义。它对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影响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入的过程。目前 ,这一认识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从国际格局角度透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争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场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主导权的斗争正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激烈进行。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大致划分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团队、“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几大力量,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与合作,又有斗争与较量,其实质则是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导权。中俄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的目的是构筑国际新格局。安理会是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载体,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安理会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当前与未来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