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信心·奋进——重振香港经济的思考

香港特区政府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重塑香港精神是重振香港经济的强劲动力;香港、内地携手合力,优势互补,推进两地共同繁荣.     

论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

香港是"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下辖的一个地方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党是中国的地方性政党.然而,西方地方性政党及其与国家执政党的政党关系理论难以有效解释香港政党现象.由于香港政党与西方地方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也与西方国家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与西方地方性政党与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政党关系也就不同.中国既有政党关系理论同样难以有效解释香港政党现象.中国内地民主党派与香港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内地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和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也就不同.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领导地位和"一国两制"这一特殊的央地关系下分析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的政党关系,以为今后香港统战工作的创新开展提供前瞻理论思考.     

香港与祖国内地双赢的经贸关系--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七周年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经贸工作中均按《基本法》办事,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两地遵循国际经贸活动的规则和惯例进行经贸往来。内地经济的发展为香港经济提供了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两地经贸关系促进了双赢的共同发展。     

"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瞻

"一国两制"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一国两制"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现状可以从理论、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层面来考察."一国两制"史研究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存在历史学基础薄弱和研究成果需要整合等问题.新的理论与文献资料为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基础."一国两制"理论内涵的新探索、香港政制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管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问题,是当前"一国两制"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分散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是深化"一国两制"史研究的内在需要.     

在内地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法律问题初探

内地和香港之间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安排是"一国两制"原则下有创意地解决两地之间执行问题的成功努力.它为在内地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提供了具体规则.这些规则应当与<民诉法>有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则一起理解.两地为执行对等安排而制订的法律规则显示了某些不同特点.这些不同,一方面属于语言文字问题,另一方面属于立法方式和技术的差别.因此,两地应当作进一步努力,建立必要的基本解释规则.     

从港、澳基本法的异同看"一国两制"的包容性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具有相同的基本原则.但它们的具体条文又具有许多不同的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反映了港、澳不同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港、澳基本法不仅保证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也保留了两个特别行政区各自原有的特色.这充分说明了"一国两制"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是台湾人民能够接受的最佳方案.     

粤港交通一体化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粤港合作是建立在"一国两制"基础下,两个不同政治体制的独立关税区建立合作,是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一次协调作用。结合香港管理经验,技术能力与资金支持,沟通广东,甚至辐射内地的广大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形成的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前店后厂"的产业发展模式,为两地区域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与发展条件。     

粤港澳区际警务执法合作探析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内涵,更能进一步加强内地和港澳的各类合作,不断为我国提供创新和发展.在警务执法合作方面,从传统跨境犯罪到现如今网络跨境犯罪,使得以往的警务执法合作机制在执行过程中难免遇到新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完善合作制度以有效打击犯罪.     

90年代海外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90年代海外学者和政治家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理论的较早提出者.他们基本上正视中国统一的历史性潮流,基本肯定"一国两制"理论的国际影响,充分肯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可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样板".但也有少数人对这一构想持怀疑态度.     

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澳门青年政策与“一国两制”实践

基于国家建构的视野看,青年政策兼具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双重属性,对于"一国两制"实践的成败得失具有战略性意义。"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的澳门青年政策既包括澳门本地的青年政策体系及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也包括中央及内地各个部门、各级地方出台的面向澳门青年的政策举措和交流项目。这样整体性的框架得以系统性、协同性、连贯性、动态化地塑造青年核心价值、保障青年民生权益、回应青年多元诉求,有力地增进了澳门青年的民族情感和国家认同,塑造了"两制"融通互鉴的社会心理基础,成为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宝贵经验之一。而青年发展中的新情况、新趋势也促使青年政策不断调适、优化加以回应,进而推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日臻丰富和完善。     

“钱八条”与“一国两制”

2001年以来,台湾岛内随着政经形势的变化,关于"一国两制"的议论多起来了.往年,对此几乎无人问津,而近期根据有关方面的民意调查,赞成"一国两制"者,一般都占三分之一左右,个别有达47%或51%.这说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候,钱其琛副总理提出了有关对台方针的"八条政策"(以下简称"钱八条").它与"一国两制"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有什么关系呢?以下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两岸共创"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

目前,台湾各界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十分混乱,真正拥护的是少数,坚决反对的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处于怀疑和无知状态.台湾当局及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恶意攻击"一国两制",说"台湾不是香港,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绝不可能使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他们并不了解"一国两制"有香港模式,有澳门模式,也会有台湾模式.笔者认为,台湾问题远比港澳问题更复杂,应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发动民众,民主探讨,共创"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使各方都能满意,真正做到"双赢".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引祖国统一大业

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来解决港、澳、台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国情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光辉典范."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对澳门顺利回归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示范作用,是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佳选择.解决台湾问题,决定的因素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大陆越发展,对台湾的吸引力和压力就越大,对两岸和平统一就越有利.邓小平在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同时,始终强调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国两制"是遏制"台独"的有效原则,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可以为冲突之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最好的条件.     

澳门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向分析

有家人或朋友在内地经商、就业和就学,以及与内地青年具有更加频繁交流的澳门青年,对大湾区的建设持有相当开放的态度,对于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意愿较其他年龄层更为强烈,也更倾向接受内地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门旅游、投资、就业和定居。因此,未来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中需要考虑全面增加澳门年轻人跟内地接触的机会。对于有意在内地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澳门青年当制订针对性政策加以协助,同时,也有必要对于澳门青年融入大湾区的认知、态度、行动加以持续跟进研究,使得政策和服务既具有长远规划,亦能够适时调整。     

在香港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问题初探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关于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香港和内地已有相关法律文件作了对等安排,但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的不同,统一的执行体制必须通过不同的方法、技术和途径来实施,这可能导致对有关当事人的潜在影响,如,裁决执行地的选择,为当事人选择执行地和规避法律提供了可能.     

十八大对“一国两制”的最新阐释

"一国两制"是与时俱进的方针政策,十八大报告从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内涵:指出了"一国两制"发展的新阶段,指明了港、澳贯彻"一国两制"的方向,指出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途径,指明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依靠力量。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际司法协助

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是由《基本法》设定,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一种法律合作形式。它以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和独立司法权为基础,通过平等协商来具体实施。因内地与港澳三地的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又缺乏上位协调机制,在具体合作和制度建设中遇到不少难题。各法域应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按照相互尊重、主动合作、注重程序、效率优先的原则构建合作机制和开展司法协助。     

邓小平西藏和谈政策与“一国两制”的形成

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形成的源头是多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50年代初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西藏和谈政策及其实践,应该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源头之一.     

“一国两制”与香港和谐发展研究

当前香港社会矛盾正面临激化的局面,本文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和谐发展的价值内涵,全面分析香港当前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特征,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内地涉港工作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香港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     

论香港政协委员在特区社会政治事务中作用的发挥

随着"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深入以及香港、澳门与内地关系越来越密切,发挥港澳政协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成为近年来各级政协和统战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对港澳政协委员在特区社会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依据,以及如何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发挥他们在特区社会政治事务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