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与补救——以辩诉交易为视点

英美等国辩诉交易以控辩双方为交易主体,被害人成为辩诉交易的旁观者,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维护和诉讼的公正,被害人容易二次受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应该给予被害人辩诉交易权,并借鉴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成分,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中促进社会的整体正义与和谐.     

对辩诉交易制度的理性思考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刑事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辩诉交易”,但并不是美国式的“辩诉交易”。有必要对我国的“辩诉交易”进行重新设计,提出条件,建立相关的制度与程序,从而发挥其作用。     

浅析美辩诉交易环境

美国最早是英属殖民地,深受其影响,辩诉交易却舍英取美,率先在美国诞生。虽然也遭受众多讨伐,但就90%的案件皆有辩诉交易处理的结果来看,辩诉交易在美国是有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文章将就辩诉交易在美国的产生、发展环境进行探讨。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思路——兼与“辩诉交易制度”作比较

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由控审失衡、控辩失衡、控方一头独大的权力配置引发的诸多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域外认罪协商特别是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类似,为此有必要在与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辩证比较的基础上,遵循端正检察院对该项制度适用率的考核导向,法院对量刑建议享有充分的司法审查权,强化律师的实质参与以及"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归位的完善路径,重塑控辩审三方关系,以期对该项制度作出更为科学的构建。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检察公益诉讼为视角

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司法工作的重点。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是近年来检察工作的新领域，也是检察机关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司法手段。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上有待完善。有必要加强对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研究，厘定受案范围，完善相关程序，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各项权益的全面保护。     

涉罪未成年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风险评估与控制

要做到既保障不妨碍涉罪未成年人诉讼的顺利进行,又通过少羁押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其核心在于提高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适用效能。为了准确把握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尺度,应当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综合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并针对不同的诉讼风险采取相应的防范控制措施。     

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监护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精神。现行监护规定在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存在的问题是: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利益冲突,监护人缺位导致诉讼程序无法启动,法定单位监护人的规定不尽合理,缺乏有效约束监护人的监督机关等。进一步完善现行监护规定,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应分别设定亲权与监护权,确立指定诉讼代理人制度并赋予未成年人一定的诉讼主体资格,增设监护监督机关及监护保障机关,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能动性。     

引入辩诉交易惩治贿赂犯罪探析

在职务犯罪案件诉讼中,有限度地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符合司法功利原则和实质正义要求。在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司法环境、贿赂犯罪证据形式的特殊性、更严格证据规则的采用、司法人员个体责任的加强等都为辩诉交易在贿赂犯罪司法中的引入提供了契机。为防止制度的异化,只能将其作为一种针对行贿方、补充性适用的手段,同时应确立法院的实质审查权,并加强司法文书的说理过程以接受社会的监督。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准则,对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根本依据,刑事审判具体规则要和基本原则保持一致。正确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基本原则,对科学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各项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法官能动性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法官能动性是民事法官享有的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和填补法律漏洞的权力,其实践价值是弥补法律局限、准确认定事实、实现诉讼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立法与司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现实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要通过立法规范法官能动性的发挥,确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理念,构建由法官主导的诉讼模式,制定和完善与审理配套的相关措施,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法律移植范式的建构——兼从辩诉交易的微观角度

从法律移植的概念界定入手,对法律移植的范式进行比较分析,选定较为合理的移植范式,并运用在辩诉交易的微观领域,以此进行检验,旨在得出法律移植的一般方法。     

“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意见”若干问题评析——以儿童权利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全国各地披露出一系列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它首次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的重大进步。在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方面始终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深化受监护权内涵,严格负有特殊职责人员责任;最大限度保障儿童福利权,优化儿童成长环境;重视未成年人知情权,竭力维护其诉讼权益。同时,《意见》也留下些许缺憾,在性侵害幼女犯罪、性侵害犯罪精神损害赔偿及性侵男童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

探索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罪挽救的公诉制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诉讼价值改革,和谐社会建设的实现。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完善公诉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并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进行了探讨。     

辩诉交易之我见

英美法系盛行的辩诉交易制度，在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协调法律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正面效应。为此我国业界众多学者纷纷要求建立此制度。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也是此起彼伏。因此，如何客观正确的看待该制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美国刑事无罪证据开示制度“十字”发展现象介评——以检察官与陪审团为视角

刑事无罪证据开示是美国刑事诉讼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1977年United States v. Phillips Petroleum Co.例判,佛罗里达州高级法院确立了检察官无罪证据开示义务,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案件。然而,1992年United States v. Williams案,联邦最高法院又推翻了Phillips Petroleum Co.判例以来所有的无罪证据开示原则。发展历程可谓跌宕起伏。此后,司法实践证明Williams判例对美国刑事诉讼本身、辩诉交易制度、司法救济途径,均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引起了美国法学界检讨与反思。2002年,由美国政策咨询委员会在整合过去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立法修改建议,要求重新确立检察官刑事无罪证据开示义务,并将证据限于"重要无罪证据",实现保护被告人人权与诉讼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完成了制度回归。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负效应分析

新刑诉法修改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专门设计了一章特别诉讼程序,并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过程当中。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官对已经具备追诉要件的犯罪,在一定条件下,以令被追诉人遵守或履行一定事项代替提起公诉。但就我国现状而言,附条件不起诉的对象应只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而不应当继续扩大;附条件起诉的考验期限过短,会出现被害人保护不足、自由裁量权滥用及短期自由刑负作用方面的影响。     

浅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设立专章,从法律的角度要求不仅要教育、感化、挽救,同时还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程序中的律师辩护权、法庭审理程序的不公开进行、犯罪记录封存与有效矫正,这几项措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     

“一带一路”建设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与对策

"一带一路"建设中,相关国家贸易往来日趋频繁,跨国交易、技术贸易、对外投资等活动中,必然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市场交易、专利保护、法庭诉讼等一系列问题。各国应准确把握知识产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关于未成年人道德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我们面临着传统道德观念向现代价值的转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未成年人道德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低龄化,许多未成年人由于家庭的影响产生不正确的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缺乏良好的道德氛围,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未成年人的道德走向正轨。对策是: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和精神世界;尊重未成年人的独立与自由;加强道德教育。     

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之分析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2起典型案例的数据分析发现,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低龄化、女性被害人比重大;熟人作案率高,人际关系扭曲;案发地以学校、家庭等未成年人常在地为主;常用引诱手段;案件潜伏期长,反复侵害问题突出等特征。此类案件的预防面临未成年人性安全意识薄弱、熟人作案比重大、犯罪工具网络化等困境。预防未成年人被强奸、猥亵应当着力推广性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性安全意识;着眼于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监控,提升预警风险能力;同时要加大惩处力度,拓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