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贿赂腐败行为认定问题

2019年8月6日,荷兰海牙常设仲裁庭(以下简称PCA)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就“世能投资公司(以下简称Sanum)诉老挝”“老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HNV)诉老挝”案公布最新仲裁裁决。本次裁决是继原告成功“复活”案件后,仲裁庭对案件中所涉贿赂问题作出的决定。考虑到两个案件的原告具有隶属关系,并且案件事实极具相关性,PCA仲裁庭与ICSID仲裁庭决定对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和共同听证。     

从CIETAC新规则看自裁管辖权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从国际比较角度兼评中国现行制度之弊端

本文从CIETAC2005年1月11日修订并通过，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仲裁规则第6条引入，对比1994年仲裁法，讨论CIETAC新规则表现出的改变我国目前仲裁立法中仅将对仲裁管辖权异议的决定权赋予仲裁机构，而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决定权的现状，逐步确认国际通行的“自裁管辖权”原则的趋势。本文将介绍“自裁管辖权”理论的内涵，并对“自裁管辖权”制度设计进行国际立法比较。同时讨论我国目前未接受“自裁管辖权”原则，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仲裁管辖权决定制度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在国际比较和国内历史文化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着重从仲裁法修改的角度，对我国逐步确立“自裁管辖权”原则提出一些立法建议。本文认为我国仲裁规则对自裁管辖权原则的变通采纳将最终推动仲裁法对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确认，而这一趋势将对我国仲裁机构与仲裁庭的权限划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的权限划分及制衡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对推进我国仲裁立法、仲裁实践与仲裁制度的发展均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评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管辖权原则

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 ,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一个新发展 ,已为大多数国家接受。本文评述了管辖权、管辖权原则的起源、主要内容及意义 ,并结合中国的实践 ,分析了不采纳该原则对仲裁庭的效率及仲裁员自主性的负面影响 ,主张中国应尽快接受管辖权 /管辖权原则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以ICSID“沙漠道路工程公司诉也门”仲裁案为分析对象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在沙漠道路工程公司诉也门案中,首次明确肯定了东道国因违反双边投资协定,应当向投资者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该裁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仲裁庭的管辖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东道国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这些关键问题上,ICSID仲裁庭的分析和说理存在较大缺陷,从而削弱了该案裁决的正当性和影响力。     

国际商事仲裁的管辖权问题探析

仲裁庭管辖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被有效承认和执行。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可以提出异议,对此仲裁庭有自裁的权利,但仍然受到有关国家法律的制约。本文拟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来源入手,结合仲裁庭的管辖实践和有关法院的态度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提出应予以改进的建议。     

论我国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及其确立

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目前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和采纳,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我国仲裁立法应当采纳国际商事仲裁的先进理论,改变现有的仲裁庭管辖权确认模式,将确认管辖权的权力从仲裁委员会归还给仲裁庭,实现自裁管辖权,以保持和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和实践同步。     

论美国法院对国际仲裁案件管辖权的确定

美国是《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承认和执行国际仲裁裁决是美国法院承担的公约义务。但近几年来。美国法院的一些判例以缺乏管辖权或诉讼地不方便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某些国际仲裁裁决，在国际仲裁界引起较大的争议，也使得国际仲裁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本文以最新的案例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对美国法院如何确定国际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及确定管辖权的标准进行详细的探讨。     

ICSID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途径及其应对——从“谢业深案”切入

随着国际投资争端的日趋激烈，ICSID管辖权条款成为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条款。ICSID仲裁庭的诸多实践显示，ICSID仲裁庭经常歪曲或扩大解释BITs中的ICSID管辖权条款以扩大其仲裁管辖权。这种扩大管辖权的现象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中国应当吸收发达国家签订BITs的有益经验，同时吸取阿根廷近年来频频被推上ICSID被告席的教训，在对外签署BITs时尽量争取对自己有利的ICSID管辖权条款安排。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际仲裁庭管辖权条款初步研究

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国际投资法律争议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共同规定。本文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专设(ad hoc)仲裁庭和"投资争端国际解决中心"仲裁程序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结合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的有关规定,就修订和完善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国际仲裁庭管辖权条款提出了若干建议。     

互联网企业反垄断问题研究互联网企业排他性交易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奇虎360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下简称“腾讯案”）一案是著名的“3Q”大战中的第三场诉讼，也被媒体称为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第一案。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告奇虎公司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相关产品市场具垄断地位为由，     

论混合型海洋争端的管辖权问题

以"查戈斯群岛仲裁案"和"南海仲裁案"为代表,混合型海洋争端的管辖权问题从理论争议演变为现实困境。受制于特定的属物管辖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的国际仲裁庭不能对混合型海洋争端整体实施管辖权。相关争端当事方为规避管辖权的障碍,故意将混合型海洋争端的局部提交强制仲裁机制。但是,由于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之间的固有联系,这种人为的割裂难以使海洋争端纯粹化,相反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带来了更大程度的困扰。鉴于混合型海洋争端所引发的正当性、实效性和公正性危机,国际仲裁庭在裁决管辖权问题时不得不持谨慎态度。国际仲裁庭在"查戈斯群岛仲裁案"中所使用的"重心检验"方法能确保对混合型海洋争端进行相对准确的定性,并随之确定管辖权。而在"南海仲裁案"中,国际仲裁庭并没有沿用"重心检验"方法对菲律宾的仲裁请求逐项进行客观和全面的审查,致使其管辖权裁决出现重大瑕疵。     

美国法院在“公共秩序”方面放宽国际仲裁的判例

美国司法界一向认为在域内发生的美国公司与外国公司间的反托拉斯法案件为美国法院绝对管辖范围之内,进而主张对这类争议有域外管辖权。但近年来,随着国际仲裁事业发展的影响,美国判例法上开始出现涉及反托拉斯法的案件时首先尊重国际仲裁的趋势。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六巡回审判庭1995年6月对乔治·费谢铸造有限公司诉阿道夫。H·荷廷根机械有限公司一案作出裁定,重申美国法院自1985年以来确立的不以法定诉讼为由干预正在审理中的国际仲裁案的原则。在此案中,美国一方当事人乔治公司援用美国反托拉斯法,向美国法院就已在瑞士苏黎世仲裁院立案的因国际专利许可协议引起的争议提起诉讼。美国法院驳回乔治公司的请求,理由是:仲裁庭已宣布将考虑美国当事人提出的反托拉斯法的要求,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能产生不明智的司法审判,与美国尽量协助国际仲裁协议执行的政策相抵触。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国际投资条约的仲裁异议研究

投资条约仲裁在当今的国际投资争议中运用的越来越广泛,与传统的商事仲裁相比,投资条约仲裁体现的是一种"拟制的合意"。从投资条约仲裁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入手对仲裁异议作出两种划分,并结合管辖权异议和受理可能性异议的仲裁实例分析了仲裁庭应审慎地对仲裁异议作出审查,以防止管辖权的扩张。     

从宁波工艺品公司案看我国法院对涉外仲裁协议的监督

国家法院对仲裁协议实施监督的核心问题,就是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管辖权的认定：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法院就应当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令当事人将协议项下的事项提交仲裁解决,除非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不能履行;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后,法院仍然有权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和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进行审理,法院的此项权力来源于法院地国的国内法;在仲裁程序结束之后,当事人还可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无效为由,申请法院撤销此根据无效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此裁决。但如果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放弃了对仲裁协议有效性或者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则当事人在裁决作出就不能再以仲裁协议无效或者仲裁庭对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没有管辖权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此仲裁裁决。     

论国际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演变

与国际社会体制的发展相适应,国际犯罪管辖权从“单一模式”向“复合模式”转变,形成了间接管辖权和直接管辖权并存的格局。间接管辖权即国家管辖权是国际犯罪管辖权的主要模式。一系列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管辖权开创了国际犯罪直接管辖的理论和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则是国际犯罪直接管辖权的最新发展。     

论中国海外投资者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利用

国际投资仲裁是当前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主要法律方式，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国际投资法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和上升最快的资本输出国之一，投资者在海外遭受东道国不公正待遇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自2007年“谢业深案”开创中国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先例以来，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舞台上日渐活跃，表现出海外求偿案件多、被诉案件少、被告国覆盖面广、仲裁发起主体多元、管辖权争议突出、实体法律问题尖锐等特征。针对我国推行“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海外中资利益缺乏有效法律保护问题，我国应加强对本国海外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意识培育、构建资金及法律援助等配套措施、调整对外投资条约体系及外资立法，从而推动投资者更为积极地利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人权保护

当前,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已经给人权保护带来消极影响。在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中,仲裁庭对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可以行使管辖权。人权规则也已经被仲裁庭适用于界定间接征收、确定征收补偿数额等问题。当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机制挑战东道国的人权保障措施时,东道国可能会援引国际人权义务抗辩投资者的主张,此时,仲裁庭应当适当考虑东道国的人权义务,而不是任由投资规则践踏人权规则。     

论最低限度联系原则

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各国都在极力争取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在一定条件下设法扩大自己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自1945年美国国际鞋业公司案后,确立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在近年美国国际民事诉讼中普遍运用,在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国际冲突与协调中,倍受指责。本文力求对"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进行研究探讨,得出有关结论。     

日本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初探

日本法院分为四级简易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则用于确定国际管辖权问题都不是很恰当,判例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领域里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最高法院在1981年10月16日做出的判决是关于日本法院国际管辖权的指导性判决,它确立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一般标准,即“正义和合理”标准。管辖权的排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法院选择协议、仲裁协议以及主权和外交豁免。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创设了有关国际管辖权的一项规则,即“特殊情势主义”。对于外国的未决诉讼、不方便法院原则、择地行诉和禁诉命令制度,日本的立法或实践以及学者的观点富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