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普惠型奖励项目与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产业扶贫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而言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重要治理方式,普惠型奖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的项目类型之一。通过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为分析工具,以中原M县科技局奖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或私人资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规避风险"和"完成任务"维度缺失,面向上价值型关系理性居于首位,"政绩"优先于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惯习"被其他维度覆盖,在面向下价值型关系理性维度内"平衡"优先。     

现代"经济人"的理性审视——读陈孝兵《现代"经济人"批判》有感

所谓现代"经济人"即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性审视现代"经济人":对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要建立制度化约束体系;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也要加以强力约束;要促进作为"经济人"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从现代"经济人"视角审视企业信用等.对"潜行私有化"的批判也应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中国经济学要繁荣,迫切需要理性批判之繁荣.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差异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变迁的主体经历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社会的三次转向,使得制度变迁由强制型逐渐转向强制型与诱致型并行。这种内在演变外在表现为政府绩效评估差异由"做法"之间的"小差异"向"模式"之间的"大差异"转化,最终形成"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大类模式。在产权、国家及意识形态的演变背景下,这种差异的形成存在着理性的必然。未来,应深入探索"政府本位"与"社会本位"两类模式有机融合的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态。前者立足社会本位,表征为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知识化和"规训"化,以致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而有效性不足;后者立足个人本位,在合乎思想政治教育人的目的性和主体性的同时,有着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本质、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础的倾向。它们的问题在于,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拒绝统一。出路在于,扬弃各自理性片面走向融合,消除个人与社会"对峙"达成"和解"。     

略论政府工具的逻辑基础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构成人类理性平衡的三个维度.政府工具的理性实践包涵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后果期待逻辑"与"恰当性逻辑"并存,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制度理性的平衡,就是政府工具的逻辑基础.政府工具的设计、选择、运用与评价应当贯彻理性平衡的逻辑.     

论我国社会转型中的群众监督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过程中 ,群众监督形态发生了由被动型到主动型、激情型到理性型、工具型到价值型的演变。为推动群众监督制度化建设 ,必须不断拓宽群众监督渠道 ,完善群众监督体制。实现群众监督现代化 ,对维护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意义。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理性认识的伟大飞跃

"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提出了认识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将过去长期讲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扩展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使对党的先进性理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整、更具时代精神.从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到党的十六大的党章对党的先进性的概括,体现了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过程.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思想载入党章,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对党的先进性认识的一个飞跃.     

当代大学生创业现状与教育对策

"以创业带动就业"成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当代大学生创业热情高涨、创业实践增多,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来探讨大学生创业难的教育根源和创业型人才培养的"软肋".在此基础上,将大学生创业这项系统工程纳入教育视域,追索教育的本真意图,消解人才培养的"格式化";探究"三观"教育的有效途径,纠正教育实施中的偏差;完善创业教育体系,走出形式化误区,正本清源,真正实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地方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合适选择,对于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构建两型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将由单中心的政府管制工具走向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公共行动工具",同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一定要与经济、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相适应,从而实现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组合化、动态化和本土化。     

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存续几千年,它稳固的政治统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多地从其权力构成和支配方式上去理解它,也有一些学者从其宗法制的政治制度文化中谋求理解,但是,如果不触及这一社会中的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话,就很难得到要领.中国传统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产生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包含在"家国一体"的礼俗文化里,是强权结构的黏合剂,赋予强权统洽"柔化"的面貌.     

农村"先富群体"的新追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先富群体"争当"村官"的现象十分普遍,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显著特点.富人当选"村官",既是农村"先富群体"的新追求,也是广大村民致富奔小康的理性选择.标志着村委会干部类型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促进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加速农村致富奔小康进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两个先锋队”问题的历史索源

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深受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影响的五四先进分子,正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利益与民族、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工人阶级本身的革命力量,进而找到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有效途径--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是"两个先锋队".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政商关系自古微妙复杂。新时代政商关系更关乎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构建良性健康的政商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商之间出现了异化和复杂化的倾向。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当前构建健康良性政商关系提供了遵循。     

“关系理性”与公民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要求我们必须在历史变迁的视角下,以价值判断为先导,以状态分析为根据,来构建中国发达的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特有的“关系理性”,形成了特定的“网络结构”,不利于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两条路径: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和自下而上的自我认同,有利于中国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     

当代中国文明新秩序重构中的立意及其展开途径

当代中国的新文明秩序建构中的立意,不应以沿袭成习的"社会至上"等"宏大叙事话语"为准的,也不仅仅以追求某种社会绩效为全旨,而应以"实现人的自由创造和发展"为枢要,由此型塑现实进程中的一系列框架设计、制度建设,而其展开途径,则须由历来的"建构理性"自上而下统领一切的模式,自觉转变为看重"文化进化"及其所形成的社会资本,重视"进化理性"在其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在一个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进程中发挥"进化理性"弥补"建构理性"事实上存在着的"理性不及"之作用,从而使现时的中国历史性进程健康运行.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

20世纪中后期,社会风险度的骤增和危机事件的频发,预示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呼唤着建立起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相较于以控制导向和集权导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类型将会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不会沿用管理主义的控制导向,而是建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作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引导合作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尤其是有效地运用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等新型治理工具。     

"80后"社会角色的媒体框架构建

"媒体框架"是传媒对新闻事实进行主观选择和解释的一种结构,具有建构客观现实的意义,也是受众思考的重要依据.通过对<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在2006年、2007年、2008年5月至9月有关"80后"报道的分析,媒体对"80后"报道的框架存在普遍性的失衡.从主观上看,记者潜意识中存在着对"80"的偏见;从客观上看,"80后"的话语权和话语表达渠道失衡.由于媒体框架建构的不平衡,"80后"的社会角色发生了错位.呼唤"80后"社会角色的回归应构建平衡的媒体框架,既要理性看待"80后"的表现,又要认识到"80后"是引领中国未来的新生力量.     

论作为合作的"真正的交往"

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过对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和行为的考察,可以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并发现人类走向未来的方向.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主要存在于人的互助关系和行为中;到了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被掩盖在因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协作体系中.在今天,我们需要努力建构的是一种合作的交往,这是一种基于实践理性的交往,是排除了权力支配的"真正的交往".合作的交往发生在合作制组织中,是合作社会的标志.     

治理性文化观:托尼·本内特对文化的新界说

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对"文化是人类整体生活方式"这一传统价值观的考古式剖析,托尼·本内特建构了治理性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将文化看作一个社会的治理领域,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治理性文化观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应用表现在:一是从文化研究的维度引入文化政策考量,关注文化运行的制度设计;二是透析文化机构的政治理性,增加文化机构的社会效用;三是呼吁知识分子放弃单纯的批判立场,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结合。治理性文化观为当代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