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罪与非罪之间的“裸聊”行为

通过网络视频的“裸聊”行为作为社会中的新生事物,在刑事法治的当今社会需要对其性质进行全方位的权衡与思量。就现今的刑事立法来看,法律的缺位注定了“裸聊”行为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难以入罪：从伦理道德的评判视角来看,伦理与法治张力的缓和决定了不需要把“裸聊”行为作为犯罪处理。     

“见死不救”不能被设定为犯罪

能否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其所涉及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道德或法律的范畴,反映出的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能否客观评价二者的作用,尤其是能否对法律产生理性认识。见死不救原本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通过立法来奖励和鼓励见义勇为,但却不能将见死不救设定为犯罪行为。以设立为罪来打击见死不救,从而促成见义勇为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分析——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判断

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处理,必须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角度来考虑。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必须立足于实质的作为义务论的立场,从行为人和被害法益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只有在不作为人和结果之间具有紧密的防止结果发生的关系,即不作为人将面向结果的因果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实、具体地支配了因果经过的场合,才能说行为人具有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义务,其不防止结果的不作为和故意引起结果发生的作为之间等价。     

吐蕃“见死不救制度”立法经验的借鉴与启示——从大学生因“见死不救”溺亡的事件说起

前一阶段在网络上热议的三名大学生在长江中奋勇营救落水者,却最终因为附近渔船的见死不救而殒命的话题,将对"见死不救入罪"和"见义勇为奖励法律化"问题的讨论再次推向新的高潮。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朝就对见死不救的法律问题做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倘能在通过对吐蕃国相关立法的特点、渊源、制度基础等问题的详细分析,找出其中对于今天的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立法可资借鉴的因素,就能够在民族法制史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彰显其对于当前法学实践的重要指导价值。     

从“小悦悦事件”看法律与道德的缺失

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和事实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小悦悦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群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但是一旦为道德立法,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损害。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见死不救不能入刑。     

当然解释个案适用的批判性反思--从夫妻间见死不救案件谈起

对于夫妻之间见死不救的案例,有人认为既然《婚姻法》规定了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助的义务,那么从当然解释的角度出发,夫妻之间肯定也应该有相互救助的义务,所以构成不作为犯罪;也有人提出,虽然刑法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不作为的要件之一就是“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这个“其他法律”是否可以直接适用到《刑法》中,存不存在不作为犯罪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当然解释,应是在结果未知的情况下作出的能体现其作用价值和意义的解释,而不是对公众舆论、道德、法律工具主义等因素的妥协。     

对“见死不救罪”立法有关问题的思考

如何减少和消除“见死不救”?不少人都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现有法制保障打击犯罪分子外,还要靠道德层面的呼唤。但当公民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政府通过法律介入是理性的选择。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是减少和遏制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行为人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现象的重要法律手段。     

从刑罚特性看犯罪圈的界限

细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会发现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这种明显的"犯罪化"趋势是对是错,学界观点不一,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处罚,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有无必要对某个或某种行为动用刑罚权的问题,应当关注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可能,动用刑罚是否有效益的问题。     

对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再思考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滥用毒品行为的犯罪定性，将其定性为无被害人犯罪，并在此基础上以刑法学理论批驳了滥用毒品行为犯罪化的依据，主张在非罪化的基石上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滥用毒品者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滥用毒品者。     

从一起争议案件看不作为犯罪的“保证人”与共同过失犯罪

先行行为是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一。在以先行行为为义务来源的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赋予行为人以保证人的地位,而正是此地位能够更好地解释以先行行为为义务来源的不作为犯罪何以构成犯罪。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共同过失犯罪应当得到立法和理论的认可。而对共同过失犯罪亦应如共同故意犯罪那样予以定罪量刑。     

预防有组织犯罪:从“打小”开始

有组织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各国重点打击的对象。通过完善立法、开展反黑专项斗争、建立反有组织犯罪专门机构和加强信息与情报预警机制以打击该类犯罪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从根本上说对有组织犯罪还应当以预防为主,包括社会政策的调整、整治腐败、加强精神文化与思想道德教育建设和发挥社区功能等。同时,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快和危害大的特点,对有组织犯罪还应当注意打小的重要性,为此应当从完善规则和转变观念两个层面入手。     

从"范跑跑事件"看权利的限度

法治的发展促进了权利思维的普遍化,用权利话语思考社会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常态.这可在"范跑跑"事件中体现出来."范跑跑"事件存在"权利论"和"道德论"两种观点.但是,从权利的根本属性来看,范美忠的行为既是权利的,但又不完全是权利的;既是道德的,但又不完全是道德的.权利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要求.权利的享...     

从药家鑫事件看我国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频频出现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充分暴露了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失,法律意识教育为高校教育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导致在校大学生犯罪的不良心理特点及其成因的分析,力图提出防范大学生犯罪的措施和方法,意在呼吁家庭、学校、社会对大学生犯罪的关注,共同防范大学生犯罪。     

从“血铅超标事件”看环保不作为的行政赔偿空间

行政不作为是当前环境事件频发背后的普遍成因.本文选取“血铅超标事件”为样本,从环境保护作为义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赔偿范围、不作为违法性、因果关系、裁量收缩至零、与民事责任的分配处理等角度探讨政府环境保护义务不作为行政赔偿空间.     

“打黑除恶”与犯罪信息工作——从“打黑”斗争看刑侦工作的信息化改造

作为特殊斗争形式的专项斗争,不仅同样离不开刑侦基础工作,而且同样应当为刑侦基础工作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既要充分利用现有刑事犯罪信息系统和侦查手段,也要以此为契机建立起专项涉黑及有组织犯罪信息,为长期“打黑”打好工作基础。     

“性贿赂”行为犯罪化不足取

从犯罪学与刑法学两个角度分析 ,性贿赂行为是社会失范行为的一种 ,该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但从理论与现实的可行性考虑 ,将其犯罪化并不可取。     

道德立法强制的理据：哲学的还是科学的——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

＂彭宇案＂和＂小悦悦事件＂将法律的立法强制这样一个古老而危险的命题带到了法律人面前。立法规制见危不救和见义勇为不应当诉诸于道德哲学,而应求助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法律科学本身（法律推理、证据科学等）。对此,我国深圳和云南正在进行的实践或许遵循了这样的精神,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     

打击有组织犯罪：“打小”的立法期待

作为犯罪的高级形态,有组织犯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但发现不易,查处困难。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愈高,形式也日趋公司化、企业化,手段日趋现代化,犯罪的领域也愈趋扩大。因此,选择最优的治理手段势在必行。对有组织犯罪从“打早”、“打小”开始,力求将其遏制在萌芽之中,既可以避免或减少被害,同时有组织犯罪在新萌状态下犯罪组织化程度不高,可达成投入少、效果好的遏制效果。而要达成打早打小的效果,尚需相关法律规则的完善与观念的支撑。     

“富人被害”的犯罪学考察——从吴若甫被绑架事件说开去

近几年来,"富人被害"案件日趋严重.这种现象背后的犯罪学原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的高度分化,城乡分治格局拉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现有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严重滞后,"富人"的自我防范意识薄弱.为此,应采取以下防控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重构社会心理平衡系统和调控机制;完善法制法规,建立有效的社会奖惩机制;改进犯罪控制的体系和具体措施;加强"富人"的自我防范意识,使私人保镖职业化.     

从“化”看庄子生命中的“逍遥”

《庄子》内七篇是理解庄子思想最重要的文本,同时,外篇和杂篇也能够部分地反映出庄子的思想,从《逍遥游》到《大宗师》的种种叙述和论辩,可以全面展示出庄子所追求的生命的真正逍遥。而在外杂篇中,庄子追求的逍遥境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阐述,其中,化这一概念则是理解庄子生命逍遥义的枢机。通过化的本义以及庄子哲学中的意义,我们能看到,庄子通过吾丧我的过程达到的内不化的逍遥无以安顿所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