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党史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了大约600多篇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约200多篇,并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关“文革”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等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轰动海外的《刘主席语录》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毛主席语录》,同时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着1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不过其内容并非都是中国大陆所批判的刘少奇的“机会主义”、“修正     

海外"中国学"的一得之见--关于麦克法夸尔"铁三角"理论的评介

麦克法夸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他是美国最具盛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的衣钵传人,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与费正清共同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治学严谨,注重史料,长于理论分析,尤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蜚名世界学坛,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史课程,撰写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等多部中共党史专著,影响很大。     

胡耀邦与1975年的《化石》杂志风波

1975年,在“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开始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化石》杂志编辑张锋上书毛泽东,要求重视科普工作,增加《化石》的刊期,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广泛注意。相比同时期的李庆霖为“知青”命运上书和张天民为电影《创业》的上书,人们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毛泽东评点唐朝的几封“上书”

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书言事”。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占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早在秦汉时代，“上书”中便出现了许多奇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读《旧唐书》、《新唐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其中儿篇有代表性的“上书”，如马周上唐太宗书、朱敬则上武则天书、姚崇上唐玄宗书等反复阅读，在浓圈密画中留下了不少评点文字，很值得我们回味一番。     

李庆霖上书“告御状”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距今整整30年了。当今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李庆霖是何许人也,但当时,他却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上书“告御状”,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是举国上下、老幼皆知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转变,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的转折点。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李培林：深度透视和谐中国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一位学者被一本社科类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所深深吸引,认为见解独到,语言流畅,思想深刻,便很在意地看了作者的名字——李培林,发现“这人与我读初中的同学同名同姓”。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但并没有把这个人同自己的同学联系起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时读完初中的学生学习水平与现在的小学生水平差不多,怎么能写出那样有深度的大块文章呢?之后,他经常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上看到这个名字,并且慢慢知道,这个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刘冰上书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缘起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年末,突如其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自这年2月开始的“全面整顿”的否定,使当时的政治局势转入严峻,结果造成了“文革”后期又一场全国性的劫难。拉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序幕的是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揭发“文革”中祸乱清华大学的迟群、谢静宜的丑行,及其随后发生的对上书人的批判……     

不应该用"十年失误"来代替"十年浩劫"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

《天安门诗抄》是产生于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一部具有非凡影响的诗文集,其作者是人民群众,其编撰者则是取名为“童怀周”的战斗集体。 [地下烈火在潜行] 1976年,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0年。那是一个悲痛的年代,更是一个愤怒的年代。中国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冤狱遍于国中。 这一年的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彻底否定“文革”是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观的根本要求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但是,在整党中,有的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辩解,他们祭起的法宝之一就叫做     

伤痕文学是怎样开端的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青年作者卢新华写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20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罪恶的‘伤痕文学’。”作为由此开端的、揭露“文化大革命”期间种种苦难的纪实文学——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陈伯达与冀东大冤案

陈伯达是一位“大名人”，号称党内“一支笔”，人们习惯地称他为“老夫子”。他曾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他写的《墨子哲学思想》还受到毛泽东的夸奖。陈伯达一度成为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晚年成了阶下囚。     

一部从未公映的“文革”影片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文艺舞台百花凋零,只有《红灯记》、《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独霸舞台。以这些样板戏为题材摄制的舞台艺术片,成为充斥中国大陆银幕的绝对主角,在全国城乡反复上映,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

笔者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诠释“文化大革命”的辞条.这两个辞条及一些著述中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是十大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这也是学术界这些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致划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江青一伙利用时机,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