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经济整合及台湾参与问题

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并且呈现多种区域经济整合模式。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台湾作为东亚地区较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虽然积极争取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但由于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与政治的敏感性，一直处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边缘，也由此产生海峡两岸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互动问题及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适当性问题。     

论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

论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作用冯彦秋８０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倍受世人瞩目。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东亚域内海外直接投资（ＦＤＩ，下同）的深化发展，发挥了突出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东亚域内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     

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与东亚峰会

第八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今年举行首届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区域整合进入新的阶段,其宏观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东亚区域整合的基本条件渐趋成熟,表现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接近;区域经济规模扩大和区域内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等,东亚区域整合具有了紧迫性。东亚区域整合面临相互信任的缺乏、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等困难。正确认识东亚区域整合的宏观形势,对东亚区域整合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徐本钦教授应邀来我所访问并作学术演讲

2006年6月3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徐本钦教授应邀访问了我所并以《东亚新区域主义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为题，在我所作了学术演讲。我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历史与行政学院历史系的部分在读研究生参加了学术报告会。徐本钦教授系统地、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区域主义的概念和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历史以及不同的表现形式，列举了东亚新区域主义产生的原因、特点，以及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带给参与者的益处、东亚一体化面临的主要困难，并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试析东亚的区域主义

区域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潮流,东亚也概莫能外.本文就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东亚区域主义发展的动力和特点.东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都比较特别的区域,区域内的合作有着自身的困难,本文也在其发展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措施上做了探讨.     

逆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经济共生发展研究

近几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日渐高涨,经贸紧张局势升级,分离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蔓延。研究发现,逆全球化给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施加了下行压力,但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或是使前一段时期迅猛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或是形成倒逼机制,为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共生理论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共生发展是东亚区域经济在逆全球化下发展的必然选择,东亚各经济体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通过深化区域内部经济合作,在相互依赖中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从而进一步提升东亚区域经济板块的整体价值,再创东亚发展"新奇迹"。     

区域货币一体化与东亚货币合作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区域货币合作。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区域货币一体化主要以“欧元模式”和“美元化模式”两种途径推进。仿照欧元模式，创设东亚单一货币“亚元”是东亚各国长远的选择。但按照货币联盟标准，东亚单一货币的形成还缺乏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首先寻求趋同标准较高各国的小范围货币联盟，其他国家待条件成熟再陆续加入。     

东亚合作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行发展,东亚合作已成为地区合作中的一个新的亮点。积极参与东亚合作是中国的战略选择。10 3是东亚合作的发展方向,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合作的中心目标。     

日本-东盟CEP框架下的区域产业分工

2008年4月14日，日本与东盟在京都签署了《日本一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AJCEP的签署，这是2002年1月以来日本对东盟经济外交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作为一个典型的“南北”型协定，同时也是日本首个与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AJCEP的出现既是日本对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和东亚区域产业分工发展的一种回应，又必将对今后的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背景及前景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与朝鲜、韩国的关系同时改善并加强。中日关系也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韩日关系则反复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持续恶化。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发展变化往往具有同一种倾向,即中日关系恶化,韩日关系也会倒退;中日关系改善,韩日关系也会回暖。然而,2018年以来,中日关系与韩日关系则出现反常的"逆向发展"倾向。韩、日同中国之间关系有所改善,而韩日之间关系则明显恶化。这种逆向发展现象产生的原因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侧重分析2018年以来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韩日关系前景做以评估。     

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战略互惠"关系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全新定位的新时期,两国在更加宽阔的领域进行战略层面上的合作。由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还存在不少分歧和问题,未来中日关系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为使中日关系朝着构建"战略互惠"的方向发展,今后两国应该不断寻求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信任,在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保持理性、冷静的态度。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Security relations are crucial in China-Japan relations.Sinc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s by Japan in 2012,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been declining,and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have reached a low point.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are typified by ongoing dispute over the Diaoyu Islands,lack of mutual trust exacerbated by various actions by Japan,and the delay of China-Japan security dialogues.The evolution of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is clearly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dispute itself,with deep-roo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In the near future,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than opportunities.China should take measures,including enhancing mutual trust in politics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to impose necessary pressure on Japan to change course,to win ov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so as to avoid pretext for Japan's intervention in regional issues,and to strengthe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order to stabilize security relations.     

“一带一路”与中日经济合作（英文）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jects fresh impetus into global economy and represents new trends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China-Japan cooperation in the open and inclusive initiative is critic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and will contribute to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Implications of a ＂Warm Spring＂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President Hu Jintao＇s visit to Japan is very fruitful. During the visit,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built new framework for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depicted the blueprin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adjustment of relations are pushed forward both by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new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the China-Japan relation is too complex to be improved with only one visit. There are still many things waiting to be done in future.     

日本外交的“新思维”——论新福田主义

新福田主义是日本在中国迅速发展、亚太地区成为新增长中心形势下的外交构想.它继承了福田主义的精神,是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亚洲外交实践的概括,也表明今后的政策取向.中国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日本将努力稳定中日关系,提高两国的合作水平,同时也更关注中国的发展和动向.新福田主义的提出带有福田个人色彩,也是日本转向重视亚洲外交的历史必然.它的一些原则不会因日本政局的变化而改变.     

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探析两国关系发展轨迹及未来趋势

中日四份政治文件代表着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脉络,两国从结束敌对状态、建立邦交关系发展到战略互惠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从第四份政治文件的签署到现在已有十多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美国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调整、日本追求战略性外交的努力等,国际形势、地缘政治格局、国家能力和心态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基础,根据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现状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型,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来解析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和趋势,得出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升级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的时代契机和因素。中日关系的深化、合作领域的拓展、合作程度的加深将是中日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对东亚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伪满协和会分会规则的演变及成效

伪满协和会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期由日本侵略者勾结汉奸在伪满洲国发起成立的政治组织,分会既是协和会的基层组织单位,又是协和会开展活动的主体。1935年2月第一次调整协和会分会规则时,只调整了分会设置原则。1937年8月的第二次调整则对分会规则进行了全面调整。其目的都是为适应日本侵华政策的时局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和会在伪满殖民统治的作用。经过这两次调整,分会数量大幅度增加,其恶劣行径所影响的范围也日趋扩大,给中国东北社会及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构筑中日关系的新平衡

中日两国在两千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双边关系既有处于平衡状态的时期,也有处于平衡状态被打破的时期。而对于中日关系的平衡状态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主要有主客观两种因素。客观因素主要指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主观因素主要指中日两国的历史记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开启了国际秩序的新的深刻变革,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日两国间的新平衡状态也将不会超出准世界大国与经济大国间关系这一框架。而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间平衡状态的形成,则有必要通过增强"友好记忆",弱化"对立记忆"来改善两国间的历史记忆。     

试论中日人文交流的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文交流是发展国家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人文交流经历了初期开创、全面发展、深化认知三个历史变迁阶段,2019年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的构建,带领双边关系步入新时期。中日关系与人文交流恰如一枚硬币两个方面,国家间的矛盾将会引起人文交流起伏波动。反之,持续的人文交流对于国家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同样具有累积调控效应。各个领域的人文交流“量”的积累最终会带动国家关系“质”的飞跃。因此,要重构中日关系,除了“要超越现代化”的矛盾,还要寻求中日之间长期人文交流的“共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