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谭《诗归》的风格理论浅述

明人雅好评选唐诗,其中较为通行的各类选本不下余种,其体式各异,优长互补。其中,侧重于赏析并对唐诗的普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诗选,除去李攀龙的《唐诗选》之外,当推钟惺、谭元春的《诗归》一书。清人张潮在徐增《而庵诗话》题跋中言:“明人选唐诗为在世通行者,一曰李攀龙《唐诗选》,一曰钟、谭《诗归》。”(《清诗话》上册)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国朝闺秀正始集》浅探

恽珠编选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刊刻于清道光年间,是一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闺阁女性诗歌总集.以闺阁女性的身份编选闺阁女性的作品,体现出编选者试图以传统诗学的方式呈现并阐释,在男性主流社会文化中,闺阁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才能、文化旨趣和美学理念,同时也揭示出等级观念对古代性别文化生成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比较分析《鹰》和《鹰之栖息》的音乐美和形式美

通过对两首诗歌--丁尼生的《鹰》和休斯的《鹰之栖息》的比较分析,作者从诗歌的音乐性和形式入手,旨在深刻体会诗歌的意义和挖掘诗歌的美学价值,诗的形式美与诗的灵魂高度一致,起到说明和强化主题的作用。     

论钟惺散文的艺术特色

钟惺的散文长期以来受到不少人的贬斥，这是不公正的。其实，钟惺的散文意蕴深厚，文笔灵转，描写传神，语言生涩而别有滋味，内容上多有可取，艺术上极有特色，在晚明的散文天地里独树一帜，对当时和以后的散文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诗乐异同论

美国文艺理论家佩特曾经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朱光潜先生译为“一切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并作了以下解释:“他的意思是:艺术的最高理想是实质与形式混化无迹”(《诗论》)。这作为对原文的直接说明,未必十分理想。其实,佩特的意思是表述得很明白的,他的原文是:“All art tends to become music—that is to stir emotions rather than to sate intellectual ideas.”显然,他是强调所有艺术都象音乐那样,与其满足理性的观念,不如表现情感的运动。诗歌在表现情感方面,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明显,所以诗歌与音乐是更为接近的姐妹艺术。我们要认识诗歌,就有必要对诗歌与音乐进行一番比较研究。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评法式善《梧门诗话》

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蒙古族诗人和诗歌评论家 ,法式善所撰《梧门诗话》具有不容忽视的多方面的诗学价值 :论诗主性情 ,重创新 ,对袁枚的“性灵”说既有所张扬 ,又有所修正 ;评骘清诗无门户之见 ,公道持论 ,时见精彩 ;对吴伟业等人长篇纪事诗的充分肯定和对众多女性诗人的高度评价亦具卓识。     

老上海的名媛与旗袍

在采写《上海滩名门闺秀》一书的过程中,宋路霞认识了许许多多上海名媛及她们的后代,并收集了海内外名媛旗袍不下80件。这些旗袍大都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旧上海十里洋场上流女性生活的缩影。     

略论《诗经》

《诗经》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汉代尊称之为《诗经》,现在只是沿用它作为书名而已。《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集子;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子。其中某些诗篇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中国诗歌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也即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共五百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传统分法为《风》、(十五国国风)     

对明代文词派传奇的再认识

明代成化、万历时期,在传奇剧坛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词派.然而长期以来,文词派倍受批评,这实在有失公正.宣扬伦理以正风俗的<香囊记>,以渊博的学识、淳雅的语言奠定了文词派的基础;渗透着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玉玦记>,以"使事稳贴"、曲词雅丽、宾白通俗赢得了观众和读者的青睐,确立了文词派在剧坛的主导地位;沦入佛道的<昙花记>头绪纷繁、典雅缛丽,标志着文词派脱离观众、走向衰落.而衰落的文词派,却孕育了临川派和吴江派的胚胎.由此可见,文词派影响了整个明清两代传奇的风格.<琵琶记>是文词派的源头,八股科举制和文字避忌促成了文词派的诞生,诗文复古运动对文词派的发展推波助澜,这是文词派产生、发展、壮大的原因.     

明代文官犯罪检举路径初探

明代文官犯罪行为可由自己检举,也可通过法定机关监察御史、巡抚、按察司官员、给事中举劾,文官系统中任何官员只要发现他人有犯罪行为都可以检举,皇权控制之下的特务机关东厂、锦衣卫、西厂、内行厂也负责监督官员不法行为,普通百姓也有成功告发官员不法行为的案例。法定机关在监督官员不法行为中如果能发挥主要作用,那么此时期必定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反之,则会导致贪腐盛行、政治秩序失衡。     

明代文人剧及其表现特色

明代人剧，是指中下层人创作并主要体现人审美趣味的短杂剧，康海，王九思是共早期代表，其中创作特色集中表现为创作主体强烈的情性及其现实的批判精神。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老子》法哲学中的“常”与“名”

《老子》法哲学的基础建立在其关于"常"的理论上。"常"是"道"的表现,虽可为人所认知、并作为自然法规制社会,然其本质终属于抽象性的规律。在《老子》的法哲学中,"常"未能转化为"法"的逻辑原因在于对"名"的功能阐述上,而矛盾根源则为战国时期对价值观问题之反思。由于"名"理论之演进发生分歧,遂出现了庄子、黄老、法家三派的法律观之理论区别,其共同的思维模式则为中国法律传统所继承。     

明代的选学与赋论

明代选学兴盛,其选赋之作则有"广、续《文选》"系、"赋集"系与"文总集"系三大类,汇总前人,推崇赋体,充分表现出因辨体而复古的倾向。明人选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由尊"《选》"与辨"选"到辨"体"而宗"汉",多数赋选均以汉赋为鹄的,构建赋学历史观,并树立起辞赋创作之经典。而明人复兴"选学"以及选赋之风的炽盛,是伴随明中叶弘治、嘉靖以后文学复古思潮而来,其对汉赋特别是司马相如赋的推崇、评点汉赋功用与气象所包含的当世精神、以及对赋体脱离科举文战而表现的艺术鉴赏,均体现了当代文人化复古于赋论思想的提升。     

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

明清是地域商贾相对活跃的时期,有所谓的"十大商帮"或"九大商帮"。系统梳理明清地域商贾与文学互动的传统,应该贴近历史真实,更新研究方法,着力发掘明清时期文学与地域商贾及地域文化等三者之间交叉互动中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与美学价值。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往往有常态性、特殊性两大类,其中常态性的有士而为商,商而为士;文士为商贾撰写墓碑和传记;商贾拜师学诗文;养士资助,诗酒相会等。考察明清时期文士与商人的交往方式还有某些特殊形态的,这主要一是交流中心的聚集与扩散;二是相似地域流派的接力与流变;三是相异地域商贾与文学的比较;四是地域的本土特色与流动视野。     

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相似的文化积淀、相同的文学体式,以及诗赋外交这一极富特色的外交模式,都为朝鲜使臣在明朝的文学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又都是富于才学的文臣,有能力与明朝的皇帝、大臣乃至一般文士进行广泛的诗赋唱和及作品交流。双方的文学交流,对增进相互友谊、解决两国间出现的政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土地租佃的法律调整

明代法律对租佃关系的调整主要是依据私契关系所确立的规则 ,一方面保护地主的收租权和产业权 ,另一方面也保护佃农的耕作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地主与佃农之间对土地与佃权的争夺加剧了 ,传统租佃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而“永佃”制、“一田二主”的出现 ,正是庶民地主为主干的中国封建地主制出现解体的征兆。     

明代官吏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明代作为封建制后期一个卓有建树的王朝,其法律对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擅权越权等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作出了具体、严密的规定,在预防和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方面也建立了较以往历代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在明前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吏治呈现一时之清明。然而,至明代中后期,官吏职务犯罪情况日益严重,吏治腐败局面终难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