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控制权机制的突破与重构

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创业者在发现商机与创新商业模式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投资人在商业模式上的“外行人”属性越来越明显。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角色的重新定位成为了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公司的最终决策权仍属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传统公司控制权机制,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对决策效率的要求。为免除创业者们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后顾之忧,建议“同股同权”原则的适用应限制在物质性决策权方面,如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分红等,而对于那些直接与公司经营发展相关的管理方面的决策权,即管理性决策权应尽量让渡给具有商业智慧与决策能力的创业者们。     

公司控制权正当行使的实证分析

公司控制权是权利主体对公司经济资源表现占据、把握和处分,并由之对公司事务作出决策的权能。众所周知,公司作为资本的产物,其全部制度以及股东的权利是以出资比例或者股份为基础设计安排的,因此,法律理念上的股东地位平等并不能必然导致投资者们在公司事务决策中权利的平均分配。按照每一股份行使一个表决权的公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研究

上市公司治理中道德风险的司法防范机制,可以依靠两种办法来发挥作用:一种是由国家基于自身或社会的利益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另一种就是由股东基于对自已及公司利益的考虑而自发启动的民事诉讼程序。其中股东诉讼又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前者通过对股东利益的维护,间接地约束上市公司及其代理人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后者侧重于对上市公司治理中的道德风险加以防范,同时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财政部：规范权力强化监督

2008年上半年开始，驻财政部纪检组建议并协助财政部党组组织开展了“权力梳理、监督定位、流程规范”工作（以下简称“规范权力”），并以此为切入点，创建财政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我国公司经理权的规范机制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重要阶层应运而生,给公司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动力支持。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公司经理滥用职权的现象。本文通过对公司经理权基本问题的阐述,分析得出完善我国公司经理权制度的必要性并指出了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     

论法律规范的发生机制——基于社会认知的视角

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首先要创制合规律性与合意志性结合、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特质在于它的国家性,它是国家性的社会规范,是法律构成的主要、中介、直接的要素.社会认知是法律规范发生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法律规范的发生,包括宏观的种系发生和微观的个体发生,都必然受社会认知的制约和影响.法律规范的发生过程普遍、始终存在一个社会认知机制,这一认知机制是反映性认知、价值性认知、规范性认知和选择性认知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法律规范发生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社会认知的共同影响,其中社会认知发挥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连接贯通功能,进而形成了法律规范发生的整体机制.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机制的探索与规范

加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工作 ,必须在工作机制上进行探索和规范。应当建立侦查指挥中心、区域侦查协作和特别侦查队伍等新机制 ,同时通过确立法制、迅速及时、经济以及依靠制度规范运作的原则 ,对侦查工作机制进行规范。     

有效社会管理视域下的政治整合机制创新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管理的压力表现在利益多元化、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社会维稳压力增大,因此需要进行有效社会管理,而政治整合的手段和目标决定了政治整合机制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载体。我国政治整合机制的实际运行存在诸多问题要求创新政治整合机制以满足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适应性要求。政治整合的＂中轴线＂是利益整合,创新政治整合机制就是要把顺畅利益表达机制、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健全利益妥协机制作为着力点。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批判

自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布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但是,从该制度运行几年来的实际效果看,并没有实现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初衷。我国上市公司不具备与独立董事制度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股权结构,而且独立董事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性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是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未能产生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论上市公司独立监事制度

独立监事制度有助于提高监事会的独立性,从而强化监事会对董事和经理的监督职能。在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外部监事制度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独立监事规定及实践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我国引入独立监事制度的建议。     

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失真综合治理及其启示

面对近年来大批知名上市公司财务欺诈事件频发,美国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应对之策.其治理思路可以归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政府(国会)作为治理的中心力量并立足于重塑诚信的社会环境和加强相关法规改革两个基本面.在此治理思路指导下,美国政府加强了诚信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培养,并加大了上市公司相关法规的改革力度,包括:锁定CEO/CFO个人责任,将审计委员会明确为法定的公司财务监督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实施严格监管,提出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作出更多的救济和更重的惩罚规定,等等.这些综合治理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就已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因而值得我们借鉴.     

The Structure of Normative Control

Law and Philosophy -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的非理性成因研究

大量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应该避免采用股权再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以减少对公司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至今国内外特别是我国仍有不少上市公司偏好这一方式.本文尝试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投资者非理性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结论是非理性的噪音交易者制造了公司管理者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时机窗口",而我国不合理的制度背景,产生了更为严重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再融资偏好.     

公司重组之上市公司收购法律透视

公司重组实质上是从法律角度谈资产重组 ,也即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公司重组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主体及其行为。在现阶段 ,我国主要的公司重组方式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公司收购、公司的合并与分立、公司间的相互持股参股、资产置换、增资扩股等等。在这些重组过程中 ,法律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本文将具体分析上市公司收购这种重组方式 ,结合我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对其间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做出阐述 ,并提出自己对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完善意见     

民营上市公司财务监督问题——兼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法》的相关修订

在日本设置监查委员会等三类委员会的公司中,监查委员会和会计监查人为公司财务监督的最终把门人。日本立法者虽然给予了这两大监督机构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的发生却反映出这两大机构背后的许多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法》对公司财务监督的有关修改难以解决民营上市企业的财务造假问题。在我国,作为民营上市公司内部财务监督把门人的审计委员会和日本的监查委员会一样,有着交叉任职和缺乏专业性的问题,这使得聘任财会专业的专职审计委员显得有所必要。同时,类似于日本的情形,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的强制轮换制度缺失和时间压力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外部财务监督把门人时所面临的问题,对此可采取的改革措施有赋予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事务所的选解任权和报酬决定权、限制每年年初前4个月签字会计师审计的公司数量等。     

浅议上市公司的股东分类表决机制

按照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在股东大会的表决中一般适用一股一表决权制度,由此形成的资本多数决也被认为是风险与收益相适应的结果。但在股份之间明显出现差异时,容易引起占多数股份的股东对占少数股份股东的侵害,出现实质上的不平等。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流通股股东就面临如此情况。因此,在存在不同种类的股份或互相之间利益有明显差异的股份时,应引入股东分类表决制度。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的隧道阻遏研究

日渐活跃的企业并购在给我国上市公司带来发展繁荣的同时,亦为控股股东的自利性行为提供了新的媒介和手段,其往往通过与上市公司之间股权、资产的移转来实现利益输送,不断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掏空上市公司,而立法上的缺漏和监管上的匮乏却对此捉襟见肘。面对屡见不鲜的控股股东自利性并购,法律的不完备性日渐显现,使得私法诉讼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输送阻遏手段,而建立有效的证券监管体制和自律机制将能有效补充司法处理的短板。因此,针对控股股东愈渐隐蔽化的自利性并购行为,应该以"分而治之"的思路建构全景式的三维法律治理方案,从司法救济、证券监管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等制度维度进行全面治理,特别是通过优化证券监管职权配置和明确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来增强阻吓频度与力度,最终有效阻遏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的规则变迁

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的规则,伴随收购价值理念的认知与收购类型的变化,处于变迁发展之中。我国公司收购立法秉承披露理念与公平保护精神,将要约收购规则从强制性全面要约改变为自愿部分性要约、重新定位了协议收购的规则、引入了间接收购规则、补充了反收购规则,从而更好地完善了企业资源的效率化配置与各方利益群体的公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