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俾路支问题”的发展及其前景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长期动荡不安。进入新世纪以来,巴政府采取以开发求稳定的战略,大力推动开发俾路支省的工作,在该省矿业、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进行大笔投资,取得一定成效。但2005年以来该省爆发新一轮危机,其特点是重点袭击经济开发项目、袭击外国公民、表现出较强的国际背景。巴民选政府继承了前政府以开发求稳定思路。在危机缓和后,现政府初步采取了和解、国有设施重建与重新分配资源的新战略,表现出若干较明显的积极迹象。目前尚不能期待俾路支问题在短期内解决,但局势的缓和将为最终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北爱尔兰问题的历史背景及重大事件

北爱尔兰问题历来是英国政府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该地区的局势数十年来一直没有真正平静过。北爱问题既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又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试析日英同盟成立的历史背景

日英同盟的成立在国际关系中绝非偶然,有其深刻历史背景。从日本来讲,是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及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从英国来讲,则是英国面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德国、俄国)的挑战,为维护其在东北亚的利益做出的无奈选择。     

萨迪纳制与暹罗华人的文化适应

早期暹罗华人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萨迪纳制对依附民的需求,华人与当地人相互依赖、和睦共处,生理层面的同化——族际通婚普遍发生。在萨迪纳制实施过程中,政治与商业、宗教相互联姻,促成了泰、华心理层面的高度同化,华人认同当地的政治统治和宗教信仰,也被当地的政治、文化大大接纳。早期的文化适应为后来泰、华人更高程度的同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国际制度密度的不断上升,制度互动成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经有学者对制度互动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互动的成因、制度互动的过程与分类、制度互动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也有学者试图构建分析制度互动的综合性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奥兰·扬、奥莱沃·斯托克、塞巴斯蒂·奥波斯赫与汤姆斯·格林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除了区位因素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制度上的因素。制度这个因素对于东北经济发展和提高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东北经济的振兴取决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制度创新培育出发展民营经济的市场形态和体制环境来,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上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快制度创新,才能打破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障碍,制度创新是振兴东北民营经济的出路所在。     

新加坡的精英教育制度

新加坡精英教育可谓独树一帜，其基本特征就是通过实行教育分流制度即双轨制把优秀的精英人才分流出来，而让大部分进入职业技能训练系统，再通过奖学金制度吸引住精英人才。实践证明，精英教育制度是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它为国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宝贵人才，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俄罗斯制度移植的评析

来自俄罗斯的转型经验证明,以"移植资本主义"为转型路径的经济转轨,是俄罗斯过去10年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之一.普京时期,俄罗斯推行适合其国情的转型策略并加强国家治理,为俄罗斯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叠合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探讨"移植的资本主义"如何将正式制度嵌入剧变后的俄罗斯,俄罗斯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俄"移植的资本主义"的讨论,从而阐述普京时期俄罗斯制度演进的路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磨合到"叠合"的过程及其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印度财政赤字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财政赤字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在制度起点上,它缘于印度不彻底的生产关系变革;在制度逻辑上,则由于印度选择了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社会发展道路,使印度陷入了工业化失控、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的恶性循环之中。     

试论苏联的企业制度变迁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不断地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其表现出变迁的特征.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之制度变迁理论和现代企业理论对苏联经济体制的变迁做了考察和分析,对这种变迁的特点、意义和局限性做了新的探讨.     

后苏联地区的制度竞争

在转型和发展经济体中，制度竞争经常被作为建立和保障市场的工具而加以讨论。后苏联地区（post-Soviet space）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案例：国际投资流入不断增加，同时缺少政策协调，造成一种各管辖主体之间制度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不过，在后苏联地区，制度的质量看起来还不高。本论文主要分析后苏联地区内各管辖主体就制度质量所展开的竞争的潜在影响，并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理性选择因素（经济不平等和学习效应）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间的相互作用（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对公共权威的信任，深层次制度与浅层次制度间的相互影响）。     

智利的社会救助制度

主要观点　智利的社会救助制度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完善起来的。在建立起完全基金制养老金制度并将部分医疗保险交由私营保险公司管理后 ,分散的社会救助计划也从社会保险中剥离出来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政府的社会救助金由福利标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支付。其他社会计划的专项资金通过有关大部分下属的基金和机构划拨。为了使政府社会救助计划的补贴得到更合理与公平的使用 ,并使最急需救助的社会群体能优先得到救助 ,智利采取一种被称作“CAS— 2”的资格认定方法。智利的主要社会救助计划有 :养老救济金、统一家庭津贴、生活用水补贴、失业补贴和住房补贴。在智利的社会救助体系中 ,教会、私人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     

制度秩序与可信任的制度再造——俄罗斯可信任制度的匮乏与培育

本文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研究俄罗斯制度秩序的转换问题。以利益冲突为主线，通过对高效制度需求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导致俄罗斯可信任制度匮乏的原因。俄罗斯要走出“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可信任的制度和个人责任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建设俄罗斯的信用秩序和实施高效的制度秩序。     

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拉美国家几乎与北美国家同时独立,但是,此后二者的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究其原因,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历史传统固然有严重的影响,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在背着历史包袱的情况下,独立后的拉美国家的统治者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虽然他们也利用后发优势,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但都是照抄照搬,因而错过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大好时机。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尝试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摆脱自身的狭隘利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制度性障碍。拉美国家存在的制度性死结一直困扰各国。它们只有通过彻底的制度改革,建立起统一的现代化领导集团,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行开明的政治,促使民族经济发展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     

改制上市不是灵丹妙药--由日本的教训看我国银行改革的制度缺陷与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改制上市成为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和救命稻草。但日本银行业历经十年的改革,却仍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教训提醒我们,仅仅实现形式上的产权多元化和上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业的问题,关键是要吸取日本银行改革的教训,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哪些制度缺陷,然后标本兼治,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才能把国有商业银行打造成富有效率、规范运作的现代金融企业。     

俄罗斯联邦的新闻出版制度

俄罗斯联邦1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现行宪法的特点之一,是首次确认了新闻出版制度的基本原则。俄国家立法机关再通过《大众新闻媒体法》,把上述宪法原则加以具体化。本文拟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俄新闻出版制度的历史发展,二是俄现行新闻出版制度的主要内容,三是俄新闻出版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区域性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在致力于提升自身物质性权力水平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非物质性权力,特别是制度性权力的获取和提升。通过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变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为国际制度话语权格局演变的动因及趋势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逻辑。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制度演进遵循着系统性的话语逻辑,在制度创设、制度运行和制度竞争的不同阶段,国家行为体凭借对话语资源的掌控与调试,将自身参与特定领域制度互动的意图通过相应话语策略的实施导入制度框架中,使之成为维护制度运作的原则遵循。通过上述机制的实践,不同行为体得以在参与制度互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障利益、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对制度话语权理论的再探索有助于弥补现有理论认知的不足,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刻洞悉国际话语权理论进展,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特别是制度话语权的演进规律,可为中国探索构建全面系统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以营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体系 ,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朝贡起源于先秦的分封制 ,秦汉以后 ,进一步发展 ,到隋唐时期已初具规模。宋元时期 ,由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通的发达 ,朝贡制度更加完善。明代是朝贡制度发展顶峰 ,其制度达到了缜密的地步。然而 ,进入清代以后 ,朝贡制度出现了严重的衰落 ,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破坏了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     

尼泊尔种姓制度的历史沿革

尼泊尔的种姓制度源于印度。随着梨查维人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并建立王朝 ,种姓制度在尼泊尔开始萌芽。马拉王朝时期 ,贾亚斯提迪国王 (1380 - 14 2 2 )实施宗教和社会改革 ,正式建立了尼泊尔的种姓制度。 19世纪下半叶 ,忠格·巴哈杜尔将军攫取政权后颁布国家法今 ,对种姓予以重新划定 ,并推及全国。 196 2年马亨德拉国王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种姓制度 ,但种姓制度的残余犹存 ,影响犹在。     

浅析高句丽的法律制度

高句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逐渐完善的历史过程，即司法权日益由“诸加评议”向王权之手集中。公元373年，小兽林王实行改革，颁布律令，进一步完善了高句丽的刑罚制度。高句丽的刑罚主要有惩治谋反、谋叛之法；惩治军事失利及战俘之法；惩治盗窃之法；惩治杀伤牲畜之法；惩治买卖守墓烟户之法；违反职制之罪。高句丽法律以严酷著称，其主要特征是原始色彩不断减少更趋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