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初期军队起义在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中的角色定位

正1927年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就强调全党必须注意武装工农,起义的军队只能作为工农暴动的帮助力量。8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陕西省委指示中指出:"军事工作亦应本着独立政策,不可专赖可利用之军队。利用之则可,如认为是我们军事工作之全部则错误。我们应注意于武装工农,创造自己武力之工作。"其中要求武装工农,将军队作为起义可利用的力量。8月9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信中指出,"南昌事变是中央预     

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

中共八七会议确立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与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最后合作中,中共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中分化出一些军队,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力,这些起义失败后的余部成为红军的源头。南昌起义失败暴露出中共在剧烈转型中发生了组织混乱,十一月会议在新形势下强化组织,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内部混乱。中共发生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脱党,同时大批农民在武装暴动中入党,农民比例从五大18.7%到六大激增至77.6%。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分子经受严峻考验,成功转型为坚强的革命家,中共也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坚强的武装革命党。     

浅析中共早期地方军事活动与中央的互动——以泸顺起义为例

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泸顺起义,是早期地方党组织领导开展的重要军事活动之一,被看作是南昌起义的预演。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成立了以周恩来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部)。起义前后,中共重庆地委与中共中央进行了"形"与"神"的互动,推动了大革命运动在四川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35个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第一次正式称为“红军”,始于1928年5月25日。之所以将自己领导的武装称为“红军”,其中一个原因是借鉴苏联红军的称谓。当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军事工作大纲》指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义。”为此,大纲明确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军事工作大纲》的颁发,对于各地的军事斗争和红军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大纲颁发之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     

三大起义主力部队在武汉的形成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中共利用军队扩编之机,在军中建立党支部和加紧发展党、团员,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初步扩展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后来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四一二、四一五等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进一步认识到了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927年夏秋,中共在武汉扩大组建起"自己可靠的军队"并随后参加了三大起义。它们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二十四师教导大队,第二十军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第十三军补充团的两个营等。广州起义的主力,主要是中共掌握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改编的教导团。这一时期,中共还对贺龙部队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自己掌握的可靠武装。     

蓬溪起义是党改造旧军队的一次有益尝试

1929年6月29日,震惊全川的蓬溪武装起义在四川省蓬溪县牛角沟镇爆发。此次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旗帜,面对起义部队浓厚的封建性质和旧军阀习气,起义党组织尝试通过领导掌握军队、组织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等实践措施对起义部队进行改造,但由于起义部队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后、革命意识和理论水平不足、斗争策略选择失误而遗憾失败。此次对旧军队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进行红军武装力量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国家·革命:泸顺起义与中共早期革命经验

1926年12月,泸顺(泸州、南充)起义在中国大革命高歌猛进时爆发,配合了北伐战争胜利展开,是中共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探索。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中共地方党组织内部即有军事优先与民运优先的两种考虑,虽经中共中央一定调整,仍未改变重军运轻民运的局面。起义因北伐局势发展而兴起,也因宁汉合流、北伐暂息而被镇压。此次起义是中共领导地方武装的重要尝试,反映了中共调整革命方法、建立话语体系的努力,也展现了中共在多重矛盾交叉凝结的大革命中的灵活应对。     

从“西窜”到“伟大战术”——《申报》中的红军长征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之一,曾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苏区以及其后的红军长征有过集中报道。随着对战争形势和国共双方军事较量变化逐渐深入的了解,《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报道也慢慢发生深刻变化,经历了从蔑视红军力量,预言红军必定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发展过程。通过《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共产国际与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军事部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展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包括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是协助中共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领导机构,为中共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军事干部,并提出要发展工农武装特别是农民武装的正确方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成为大革命失败后武装起义的基础。消极方面是强调发展工农武装必须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并要征得国民党方面的同意,从而限制了工农武装的发展。     

一九二九年“遂蓬起义”再研究——兼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内在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先后领导工农兵群众发动了数十次武装暴动与革命兵变。"遂蓬兵变"是其中规模大、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较大的一场地方军阀部队集体起义事件,是四川区域红军武装与革命政权创建中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四川地方党史与革命史上具有重要与典型的意义。虽然此次兵变很快就失败了,但其中呈现出的一些既有自身特点也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我们了解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斗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颇有助益。与此同时,这些问题的暴露也推动了之后中共四川地下党对此展开的针对性改进,并且为以后中共在抗战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推动革命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政工制度的变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一直实行双首长制。指导员、党代表与政治委员,名称虽不同,实质都一样。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同,每一阶段的政工人员与军事长官对红军事务进行决策的权限亦不同。政工人员在红军中的职权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军事长官,到与军事长官平等,再到超越军事长官的过程。红军政工制度不仅避免了军队中的"一人化"领导,防止了红军的"军阀化",而且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降低了军队叛变的几率。     

瞿秋白与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从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到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主持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和各方面配合的行动方案。起义失败后,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和检查,特别是在中共六大上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作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前、过程中、起义后的总结上,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广西“新民团”与湘江战役

在湘江战役中,广西"新民团"配合桂系军队多次向红军发起攻击,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民团武装对过江红军的追击和对未过江红军掩护部队的寻歼较为积极,也使红军遭受了较大的人员损失.湘江战役前后民团武装的表现,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广西的民情条件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从而作出了进军贵州的决策.     

长征前后的“三人团”

三人团，是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这其中又有最高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和军事三人团之分。 最高三人团：红军长征前，组织指挥红军西撤，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广昌失守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于是，便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主持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华期间化名李德，笔名华夫，德国慕尼黑人，共产国际派驻…     

试论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这一策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也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苏区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的详细指示与中共中央的周密考虑下,中共中央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文章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新公布的史料,试图说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为了使各苏区能坚持游击战争与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对苏区做的安排部署可谓缜密。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兵运工作

兵运，广义上，即军事斗争的统称；狭义上，专指上兵运动，出现于人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的提出和进行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兵运工作在瓦解敌军、壮大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百色起义、宁都起义、大冶兵暴即为其例。兵运工作成为后来瓦解敌军工作的前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兵运与农运、工运一样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试论中共中央长征前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准备实施战略转移,这一策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也充分考虑了留守苏区的部署问题,明确了留守苏区部队在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与保卫苏区中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的详细指示与中共中央的周密考虑下,中共中央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文章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新公布的史料,试图说明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为了使各苏区能坚持游击战争与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对苏区做的安排部署可谓缜密.     

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主要条件简析

在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指导下,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如期发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各级地方组织的积极创建和健康发展,为起义准备了正确的组织领导基础;湖南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村大革命高潮的蓬勃兴起,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广大工农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发现难以攻占长沙时及时中止进攻,避免彻底失败,及时转向广大的农村山区,探索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不同的革命道路,从而开拓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政权的正确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引发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方观察到,中共起初灵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团结东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开始实施"反日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东北的抗日斗争迎来新的突破。中共将党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并联合或改编其他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在农村的政权建设从创造苏区转变为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在宣传与苏联的关系时从"武装保护苏联"调整为"实行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友谊的联盟"。基于大量观察分析,日本方面关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策略的性质、领导者、活动对象方面形成了一些认识:中共在东北实行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雏形;中共始终是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有力领导和坚强核心;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极大限度地动员了中外民众共同加入到反日战争中。日方的观察进一步证明,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凝聚民族力量,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