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的缺失与重构

公民是国家的基本因子,公民身份或公民资格是民主政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性内在规定。中国农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农民获得平等公民权利和养成基本公民精神是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要求。当代中国农民不仅因国家的"政治屏蔽"面临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消解,而且也因农民公民意识的薄弱,农民身份面临着"自我锁定",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缺失的两大根源。我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首要表现为农民的"公民化",即"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既需要农民公民精神的养成教育,也需要农民公民资格的国家认可和承认。中国农民现代公民身份的建构与重塑是保障农民权利、推动乡村治理、巩固民主基础的重要路径和必然选择。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一种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即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即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结构以及合作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公民社会概念界分与中国现代性社会结构重塑

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历程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动过程的真实反映。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动经历了从一体化到两分再到三分的过程,公民社会概念也随之变化。当用公民社会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时,由于中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公民社会概念界定上存在"二分法"与"三分法"之争。通过比较,我们应该建构在三分结构上的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维制衡"的现代化社会存在结构。     

公民社会视角下政府机构改革新论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着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五种模式。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又是政府的载体。因此，敢府机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高度重视与公民社会的和谐。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过去没有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此点。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将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快公民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使两者关系和谐，这也许是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善治":一种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治理"范式下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设计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即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新颖关系的一种最佳状态.依据俞可平教授关于"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际社会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解决合法性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而形成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     

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应坚持“五个结合”

国家认同属于爱国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维护团结稳定的思想价值纽带。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边陲,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关乎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关乎中华民族大团结。当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应坚持"五个结合",即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与倡行"两个共同"主题相结合、完善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强化国家公民认同相结合、尊重各民族文化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相结合、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与拓宽少数民族群众政治参与渠道相结合,以及依法开展反分裂斗争与长期普遍进行民族团结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等。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也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既合作又制衡的平衡关系.国家要有意识地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引导公民社会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公民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要主动寻求与国家的合作,同时发挥对国家的参与和制衡功能.如此,民主政治发展就成为国家与社会各方之间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一个渐进而又持续的过程.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社会合作治理的伦理观念与视野论析——《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价值述论

公共治理、公民治理是现代社会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由于社会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因谋求个体理性至上,而难免让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一度陷于治理困境.<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系统提出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是对现有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的超越与扬弃.该书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从行政伦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了作为学科的行政伦理学所应具有的新观念和新视野,并在此过程中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从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体系新、观点新、跨学科、中国化、国际化、建构性等特征,体现了著者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是我国研究行政伦理学的又一佳作,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研究日益走向成熟.     

网络公共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

在快捷、开放、平等的网络社会下,社会结构有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现实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具有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可以称为"影子社会结构"),这种现实的社会结构和"影子社会结构"交互运行的双重社会结构,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本文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分析了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公民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政府的平等直接快捷的双向互动而建立的"影子社会结构",是公民话语权的真实表达,真正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民意,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使得公民权益和国家的权威合法性得到实施和保障,从而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针对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     

构建公民社会与培育社会资本

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社会资本同样也对公民社会的成长起着重要的黏合作用。因此,目前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     

关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趋势的思考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社会、计划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各阶段社会性质的不同造就各个阶段社会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给我国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结构要素,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模型势在必行。通过比较分析,笔者提出了中国应该建立"三维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提高公民的民主素质,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生态。     

法团主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选择

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格局呈现多元化特征,大量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兴起,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关注组织间制度化合作的法团主义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为我国今后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由“民主崛起”走向“增量式民主”：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民主的演进逻辑

本文以现代国家建构为分析框架认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构的双重特性决定了由"民主崛起"走向"增量式民主"是我国乡村民主发展的基本方向.民主崛起阶段积累的民主存量为增量式民主奠定了民主基础,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为增量式民主奠定了社会基础.     

国家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维度

"国家与社会"是解读政治文化的一个新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的模式和结构,不仅决定着政治文化的个性特征,也影响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历程.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古代、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不断变迁,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主题也在发生相应的偏移.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它的发展提升了公民的主体地位,夯实了法治的非制度要素,催生了政治文化在心理层面上的成熟,从而积极地推动了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应更多关注政治文化的深层机制及社会根基,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竞争与合作,构架良性互动与双赢机制,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     

正义、共识与良序--和谐社会的人学解读

"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定位.从人学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谐社会是一个主体间达成合理共识的良序社会,对社会风险与冲突可予适当限制、及时化解.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形成权利与权力的合理界分,培育公民的现代理性人格.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合法化和理性化.公民参与必须具有自愿性、有效性,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中还存在着任意性、非透明性以及公民参与的不平衡性等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建设公共政策的公示制度和有效的反方机制;增强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形成"善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辨析“公民社会”思潮 走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道路

正一、西方"公民社会"思潮及其主张"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同学派的公民社会论者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阐释。公民社会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的"城邦政治"。近代契约论者则认为,公民社会是"摆脱自然状态,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后所进入的政治社会状态"。17-19世纪则提出了以国家和社会分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概念,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