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严打”政策的理性再认识

当前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严打”持三种不同的态度 :不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 ;应当“严打”但要有节制。通过对“严打”决策过程、目的、成本、效益、效用及其与法治的关系等分析 ,我们发现 :“严打”自身理性存在问题 ,“严打”活动难以实现“严打”目的 ,“严打”的成本与效益比相当高昂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 ,“严打”与法治处于尖锐的对立 ,而“严打”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严打”就是专政 ,它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上具有实质意义。因此 ,基于“严打”就是专政的认识 ,“严打”政策应当进行理性改造。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严打"政策之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严打”政策是针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所采取的治乱之策,体现了决策者追求秩序的指导思想,其成效也与当时的环境相契合。“严打”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遵循刑事政策产生,发展的规律,坚持法治理念,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须有配套的资源保障,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监控。     

“法治”视野下“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兼采经济学的方法

对"严打"政策的再度审视应是多方面的,而效应与教训则是其极其重要的内容。"严打"政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严打"政策的正面效应是短暂的社会稳定,并可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是长远的,它不仅在观念上一度侵蚀着我们的法治信仰,动摇我们的公平正义感,而且在客观上酿成了新的对抗和秩序紊乱。"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样能够得到经济学的说明。从"严打"政策的负面效应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是"严打"政策的教训,并且其教训可得到经济学和犯罪学的共同说明。"严打"政策的教训将使得我们在应对犯罪、谋求稳定和实现"法治化"的道路上方向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并将使得"宽严相济"政策在社会转型和风险多元的特殊历史时期得到更加稳妥有效的推行,从而助益于"法治国"的发展。     

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

作为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能在短时期内改善社会治安形势,符合民意和政治需要,但是严打刑事政策破坏法治原则、背离正义原则、达不到功利目标,因而应该被废除,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原因,用良好的社会政策去减少犯罪。     

论“严打”及其对暴恐犯罪的回应

"严打"因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我国已被替代,但是伴随着当下暴恐犯罪日趋普遍化与常态化趋势,其逐渐被再次提起。而法治现代化氛围中的"严打"与早期"严打"有所区别,实质是对以往"严打"的理性评介。同时,结合暴恐犯罪现象的发展变化,我国运用"严打"的方式,通过刑法规制的修正以解决暴恐犯罪的现实问题,进而展现"严打"在立法上的犯罪规制与刑罚惩罚的双重内容。因此,法律化的"严打"对于应对暴恐犯罪抑或是其他犯罪都有其积极性的发展并将作为长期刑事政策予以采用。     

严打政策的理性思考

严打,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缩略语,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活动”的简称。迄今,我国已进行三次严打:1983年开始的为期三年的严打;1996年的严打;2001年4月开始的为期两年的严打。从严打政策的事实根据和价值层面分析,严打政策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论和谐社会中“严打”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建国后的历次“严打”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谐社会理应是法治社会。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仍会长期存在。只有把“严打”刑事政策的启动机制、执行方式等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扬长避短,使其真正符合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法律思考

我国当前结合社会治安形势和刑事犯罪情况做出“严打”整治的决定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进行“严打”整治斗争,要充分认识它的产生背景、对象、特点与核心。“严打”整治对象范围要严格依照规定,不能任意扩大;“严打”整治之从重从快,要受到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则的约束。正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的内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     

如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贯彻严打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包括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赋予了严打政策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准确界定严打政策的定位,准确把握严打政策的内涵.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刑事司法活动数据,就刑事政策对不同机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予以评价。数据分析表明,从短期看,"从重从快严打"的刑事政策具有控制犯罪的高效性,但从长期看,"严打"从未被证明是社会取得长治久安的良方。     

略析公共场所犯罪便衣侦查

便衣侦查是一种打击公共场所高发犯罪的特定侦查工作模式,目前中国便衣侦查还没有统一的模式。便衣侦查凸显了侦查主动性,依托于情报信息研判,同时其行为具有合法性。在工作中要注意便衣民警职责的定位、执法规范程序的遵守、警械枪支的规范使用和区域协作机制的完善。便衣侦查工作的开展要最大限度延伸触角以获取有价值线索,强化情报信息研判能力以提升精确性,强化案件串并意识和深挖犯罪意识。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代精神解读

宽严相济政策是基于历史的承接、现实的反思和时代的发展这一动态过程，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指导运用刑罚方法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刑事政策。对这一政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做正确解读，必须立足于其提出的现实政治根据，并据此厘清该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深刻领会其指导价值，正确把握其基本导向。对这一政策所蕴涵的时代精神的理性解读，不仅有助于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提高贯彻的自觉性和执行力，而且也有助于明确中国刑事法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人文奥运与北京流动人口犯罪的刑事政策

人文奥运的北京,在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方面,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给予流动人口应有的尊重,将"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紧密结合,开展犯罪预测,建立犯罪预警机制.     

“伪基站”案件法律适用及打防对策研究

＂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形式,对此类犯罪活动的定罪,目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矛盾,造成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现实困境。对于＂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要加强社会的宣传与防范,整合各警种优势资源进行打击,藉以推动此类犯罪的规范立法。     

浅析城区飞车抢夺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当前城区各类刑事案件中,飞车抢夺案件发案率不断升高,严重危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因而应在深入分析城区飞车抢夺案件特点以及该类案件侦查的难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侦查飞车抢夺案件的有效对策,以夺取打击飞车抢夺犯罪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