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防止利益冲突机制的立法思考

防止利益冲突是预防腐败的有效制度,从国外的经验看,较为完善的防止利益冲突机制都有立法保障,且注重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我国关于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规范不够系统,实施效果也不尽人意。因此,构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应解决几个核心问题：即在法律框架下确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财产的申报与公开及强化社会监督。     

建立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这是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如何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首先应界定利益冲突的概念，分析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并在公共权力易腐的重要领域着手，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根本上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产生和蔓延。     

从“党内法”到“国家法”的转变是治理公员利益冲突现象的应然选择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上也提出了“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但现有的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仍属于“党内法”的范畴,而且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影响了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因此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做法,尽快把防止利益冲突的“党内法”制度转化为“国家法”,通过立法确立防范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规制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主要事项;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监督机制,以此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规制公务员的从政行为,遏制公务员腐败现象多发、易发、高发的态势.     

防止利益冲突廉政立法探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是造成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问题就成为一个新的廉政建设思路。以法律手段和制度途径防止利益冲突,建立健全一系列禁止、预防和惩戒机制,并对其内容、程序和效力加以规定,不仅是完善当前我国廉政立法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法制保障。     

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及其启示

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主要有:财产申报制度,政治运行公开化制度,利益回避制度,廉政惩处制度,离职后的行为限制制度。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需要摒弃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完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制度和财产公开制度,运用系统规范的峻法严制惩治权力腐败化的利益勾结行为,建立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多路径监督机制,强制约束权力执掌行为。     

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法治化途径选择

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是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和拙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建立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是防止公权私用，抑制腐败，保证清正廉洁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尤其是法制化程度较低。应该借鉴国际社会《利益冲突法》的成功经验，将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纳入法治化渠道，加快防止利益冲突的立法建设，对财产申报、资产处理、职务回避、离职后再就业等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事项，进行了严格、清晰、详细的法律规定。同时，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实现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     

综合性证券商信息隔离制度研究

与各国证券立法一样 ,我国《证券法》承认综合性证券商的法律地位 ,但是就如何调整综合性证券商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机制。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对美英等国广泛采用的综合性证券商信息隔离制度进行研究 ,分析了该制度产生的现实与理论根源、制度内容、违反制度的判断标准等。作者认为 ,为防止综合性证券商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损害客户利益 ,应完善我国《证券法》第 132条之规定 ,建立综合性证券商信息隔离制度     

利益冲突:一个廉政问题的分析框架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把防止利益冲突写入党的文献。利益冲突是一个特定的廉政用语,与特定的公共职位、公共权力、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相联系。利益冲突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性使用,其外在表现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职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具有四个构成要素．即主体性要素是公职人员,功能性要素是私人利益,客体性要素是公共责任,过程性要素是客观判断。根据私人利益的获取方式不同,利益冲突存在三种类型,分别是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和“旋转”型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是当前国际廉政建设的前沿性内容。实践表明,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是我国有效预防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     

加快“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预警机制建设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中出现的一种新苗头、新情况，易形成心理冲突和对立情绪。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建设可从根本上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能力。     

对完善投资基金利益冲突交易管制的若干思考

证券投资基金的利益冲突交易具有双重性，不法的利益冲突交易不仅会给基金投资人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会带来市场诚信的丧失。甚至危殛到基金行业的生存。因此，对证券投资基金利益冲突交易的法律管制一直是各国基金法律的重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对于基金利益冲突交易的管制规定过于简单，需要从基金监管体系、促进基金市场充分竞争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反腐倡廉与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利于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信任,从而为廉政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做好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核心,就在于从制度层面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有效避免私人利益对公共事务的干扰,进而减少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机会和空间.     

试论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若干对策

目前，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在举证责任分担、防止“诉讼突袭”和证人作证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影响了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和发展。因此，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以防止“诉讼突袭”、完善证人作证制度以促进证人积极参与庭审活动，是完善我国举证责任制度、推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     

亲权制度的流变及其现代发展的借鉴意义

渊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亲权制度，为大陆法系国家广泛接受，并经历了从“家族本位”向“亲本位”，再到“子女本位”，从父亲单独亲权到父母共同亲权、从支配权到照顾权的演变，德国更以父母照顾权概念取而代之。现代“亲权”制度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原则，以国家公权力介入防止亲权的滥用，是民法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制度。我国应借鉴大陆法系亲权制度的现代发展成果，设立父母照顾权制度，改造现行监护制度，形成父母照顾权与监护相互衔接的民法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有效提高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水平。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冲突双方都有自身的利益表达,而且两者利益之间存在一个边界,并围绕着这个边界进行利益博弈,一旦一方越过边界,就会发生利益冲突。当利益冲突超过边界限度或得不到控制时,势必会对社会的存在构成威胁,从而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划分利益边界,平衡利益边界结构,规范利益冲突制度,整合利益观念,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公平的社会机制。     

当前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解析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多发是影响当前我国社会稳定、危害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深入分析把握我国现阶段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和特点,对于我们分析当下我国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全面了解当代我国社会矛盾的现状,从而制定有效的化解机制、应对措施有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

利益关系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根本上皆源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必须从制度上启动利益杠杆,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系统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     

从宪政之维看我国当前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

人民的权益若要得到维护和发展必须通过利益表达机制来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各种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妥协和缓解的平台,这在我国最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的利益由谁来表达,怎样表达,利益表达机制如何健全和完善是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

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在短期内导致了制度创新行为的出现,在长期则表现为行政审批制度的演进和变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研究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利益-制度分析框架描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制度变迁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制度变迁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决定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进程、形式及其战略选择,而一定时期内的行政审批制度则约束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为利益冲突提供了既定的博弈规则和框架。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政治文化解析

作为一种群体参与的社会失范行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分歧甚至对立以及部分社会弱势群体对主流文化认同感的弱化是引发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文化缘由。而现实的社会冲突又反过来固化了冲突文化，乃至文化被当作冲突的一种重要手段与有力“武器”。因此，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从政治文化入手，主要举措包括：弥合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公心理与文化伤痛、强化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建立不同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互动机制以及社会心理的预警机制等。总之，只有消除了政治文化上的对立，才能有效避免现实冲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