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理性反思——以乌坎事件为例

乌坎事件体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的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的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等新趋向。我们要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这些新趋向。     

群体性事件对政府权威的影响——以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进入到一个矛盾较多，社会风险较大的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不可避免产生一些列的社会冲突，群体陛事件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本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视角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着重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社会原因，以及对政府权威合法胜的影响。     

政府依法应对群体性事件研究——以瓮安事件、广安事件为例

目前,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以贵州瓮安事件和四川广安事件为例进行探讨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如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群体性事件如果一直高发,对中国的政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对党和政府而言,既是全新的课题,又是严峻的挑战。     

瓮安事件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6·28”瓮安事件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事件在慎用警力、引导舆论抢占先机、尊重公众知情权、坚守程序正义以及防止地方黑恶势力借尸还魂等方面给了我们很有益的启示。面对利益博弈的现状．公安机关在处置工作中要有新思维,防止硬性打压和人为放大,从而轻易滑入处理政治事件或办理刑事、治安案件的轨道。     

公共危机事件对地方政府权威的影响及应对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的调整,导致现实社会中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具有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是这类事件的直接面对者和处理者,能否有效化解危机,将直接反映其治理能力,也影响着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形象和权威。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执政能力提升

本研究通过分析网络新技术、网络社会思潮、网上意见领袖、网上网下互动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找出政府应对各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借助政治学、社会学及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网络权力的运行机制、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和维持机制以及议程管理设计等方面进行剖析,最终提出建构适应互联网执政环境的科学治理观。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     

群体性事件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行为"越位"与"缺位"现象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束四个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表现和态度影响群体事件的变化和结果。     

对提升司法权威的几点认识

司法权威是司法机关具有的合法权力和令人信服的威望。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问题,必须提高对提升司法权威必要性的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刘少奇对1956年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及启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群体性事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要把群体性事件纳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要辩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体性事件须从干部作风入手;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等一系列措施。刘少奇关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警示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互联网时代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研究——以石首事件为例

互联网时代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互联网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日益增大,参与者大多是无直接利益者,对抗性加剧,司法不公易引发特大群体性事件,无专门组织者。本文针对党和政府对网络舆情重视不够,封锁信息,信息公开不及时,公开语焉不详,事后问责不及时,反而及时秋后算账等问题,提出了网络时代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江苏启东事件为例

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分析江苏启东事件中各政策网络主体的立场、策略、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思路。在议题形成期,府际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生产者网络互动频繁,与议题网络互动较少;在冲突对抗和沟通对话期,议题网络是政策网络的中心点,与府际网络互动频繁,生产者网络被边缘化;专业网络代表科学,但容易内部分化。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需专注于议题网络与专业网络的支持,严格考评生产者网络,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重塑社会信任、强化法治建设。     

对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营方式的转变,在社会生活、经济秩序以及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影响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日益凸显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因此,认真分析、研讨、预测群体性事件所形成的诸多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于理清思路,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确保城乡稳定、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索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之际,本文将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出发,讨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的法律缺失、管理失当、角色错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回应型政府构建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等角度出发改进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上的处置对策。     

对民族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以云南为例

云南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分析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又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民族宗教文化方面的。因此,要构建和谐云南,确保云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必须多管齐下。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政府对策研究——以网络社会管理的视角

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以网络社会管理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化解的过程,如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方面、亚健康的网络的影响、法律和制度供给不足、政府信任赤字及处置失当、网络运营商等的责任、技术手段的不成熟等。将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网络社会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加以剖析,结合现实社会管理的经验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对的对策,为政府的实际决策提供参考,广泛的总结和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     

群体性事件网络激化作用初探——以P市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

经过网络激化,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其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参与性,参与者具有隐匿性和盲目性,因而使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具有复杂性和应急性。推动这一激化过程的是网上利益相关方、网上知情方和网上参与方等三方通过一定的网络激化路径实现的。面对这一新形势,政府应总结其中的规律和教训,改变原先否定、回避的立场和态度,进而探索新的应对策略。     

论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的媒体应对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以及激烈程度有增无减，基层政府如果采用传统“新闻封锁”的应对办法，只能使事态升级，造成更大的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损失。文章分析了基层政府长期“新闻封锁”带来的负面后果，从新闻发布时间、方式、预警机制的建立方面指出部分基层政府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前国家高层领导人对各级政府应对媒体的要求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