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法理考察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学习古今中外思想的基础上融会创新,在探求建立现代宪政国家的过程中构想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蓝图——以“全民政治”为核心的“权能分治”体制。重温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法理内核,对于今天进行法治建设不无裨益。     

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渊源探析

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精髓,是其五权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权能分治理论中既包含了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现代公司中的管理制度,也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贤人治国思想",同时还借鉴了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天完善法制体系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论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

孙中山博采西方之长，吸纳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提出“权能分治”理论，主张国家的权与能要分开，以人民权利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权能分治”理论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在当时的中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不要忘记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

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大纲》以及其它文章中，‘就曾提出社会建设。他说：“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他不仅把社会建设视为“重心”，还对社会建设做了系统论述，完整阐发。他的社会建设思想虽然没有在他手中变为现实，但是，他的先进理念启迪了后人。孙中山先生在社会建设方面有哪些见解呢？孙中山把“人本”、“民本”作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孙中山脑子里充满着自由平等。他认为人人共处于世界大家庭；他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治”。“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人人平等，“无尊卑贵贱之见”，“无贵族、平民之阶级”；他认为人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各得其所”，“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共享安乐之幸福”；他认为人人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具备“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博爱精神。     

台湾“国民大会”制度的历史演变

台湾当局的原“国民大会”制度基本上是依据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离”和“五权宪法”理论所建构的。迄今为止，台湾的“国民大会”共经历了“三届”，随着历史的演变，“国民大会”从组织到职权都不断萎缩、弱化。经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六次“修宪”，“国民大会”从一个所谓的“政权机关”退化为一个政党代表的复决机器，“国民大会”成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的最后一道闸门。“国大”的命运既受到岛内“宪政体制”调整的影响，又受到两岸关系的制约。     

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

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孙中山是第一位明确而又系统地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表达对外开放战略思想的伟大思想家。本文试图从分析孙中山关于对外开放战略必要性的认识出发,详细阐述其对外开放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对其思想的特点、理论印证和实践检验作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

“九一八”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知识分子要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御侮的呼声日渐高涨,宪政运动由此而兴起。“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国民还政于民;二是批判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及其实践,并就如何实行宪政展开讨论。尽管“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结果,但它对国民党训政理论及实践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如何开始宪政的论证和设想,剥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理论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从“五权分立”“权能分治”谈孙中山对政权模式的思考

在认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和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体制的基础上 ,孙中山提出通过“五权分立”、“权能分治”等方案最终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 ,并为此提出了深入细致的实施方案 ,迎合了世界进步潮流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由于他对中西制度文化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偏颇 ,也注定了他所设计的救国方案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的一面 ,直接影响着他的主权在民政治理想的可行性。     

述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全国人民将隆重纪念这个日子的到来。孙中山先生生前以毕生精力,投入到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民主革命活动中。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家”,赞扬他“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孙中山先生“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他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坚持“三个面向” 应对“入世”挑战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下 ,在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大背景下 ,思想政治工作要应对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 ,就必须坚持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思想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即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向现代化 ,从内容和形式上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面向世界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培育“四有新人” ;面向未来 ,为抢占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作好充分的准备。　　 一、“面向现代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应对全球化和“入世”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入世”的基本国情 ,必将使人民群众的整个生存方式…     

“国共合作”有持久的生命力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先行者、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又说:“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中山先生奉行的金科玉律。革命领导人要把革命引向胜利,必须从极其复杂的世界形势中,从本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得失中,洞察精微,找出其中最有实质性的关键,集思广益,作出方针政策上的有远见的明智决策,才能率领革命队伍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前进。孙中山先生倡导“国共合作”,正是这样作出的一个英明决策。     

“呛声”陈水扁

在台湾，三月十二日是植树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日子。中国国民党早在十天前便已宣布，这一天要号召十万民众上街头，向陈水扁“呛声”（闽南语，意即宣泄不满之声）。距离上次泛蓝群众走上街头差不多已有一年半，在这段期间，“扁政府”的施政非但毫无建树，甚至还被媒体揭发出不少弊案。陈水扁为了转移人民注意，突然抛出了一个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议题，又把台湾人民推向统“独”对立的火线边缘。国民党为了降低这场游行的政治色彩，而主打民生诉求“拼生活，救台湾”的口号。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探索和贡献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博采中西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创立“三民主义”学说,极力追求民主政治,精心设计了以“五权宪法”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宪政体制图式,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现代化思想主张,并着手进行一系列宪政体制创新的尝试,为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个代表”思想与社会主要矛盾

“三个代表”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实践起普遍指导作用的思想，必然以社会主义矛盾为依据，社会主要矛盾是其基本要点统一的基础和围绕的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需要，可以促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     

试论孙中山“物质建设”理论的系统方法思想

早在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为建设新中国制订方针大计。在其物质建设理论中,他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实现中国工业化宏伟蓝图的理论思想,而且还运用系统方法制定了一个迅速发展经济的全面而具体的规划。其中体现出孙中山的系统方法思想。 《建国方略·物质建设》是孙中山的经济专著。在此著作中,孙中山主张“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发展经济。事实上,孙中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系统方法去设计“实业计划”,使之具有整体性、有序性和最优性的特点。     

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的伟大创新,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具有共同的根本宗旨——人民利益,共同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共同的理论主题——促进发展,共同的理论品格——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无为而治”与“事必躬亲”——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说起

老子是伟大的哲学家 ,也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把深邃的哲学思想与高超的治理理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的“无为而治”思想就是其典型代表。他曾指出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意思是圣人所做的事是顺应自然而不提倡人为 ,圣人教育应是顺应人心而不提倡言语教化。他还指出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事事 ,而是遵“道”。“道”是什么 ?“道”者自然规律也。他还说 :“太上 ,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悠兮 ,其贵言 ,功成事遂 ,百姓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