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网络的嵌入机制——以上海市基层应急管理单元为研究个案

整合型应急管理模式不仅要求将全社会应急力量整合到应急管理系统,而且要求将城市风险预防、准备、应对、恢复和减缓等应急管理阶段形成闭环,从而促进城市日常管理和应急管理相互对接和全面整合,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形成时空结构相互联结的城市治理网络。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不仅应与城市管理体制相结合,而且必须与社会治理的结构相结合。     

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融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在嵌入式理论框架下,通过对HT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状况进行样本分析,同时考察街道、乡镇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和社区、村党组织的功能性融入,得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由此可找寻我国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趋势。     

中国政策创新扩散: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建构一个我国政策创新扩散基本分析框架,势在必行。该框架由层层深入的三部分构成: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和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的源动力。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其他政策、外部因素和政策创新属性五类具体因素;机制包括强制、诱致、学习、竞争、模仿和社会化六种具体机制;源动力在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采纳新政策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其中,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是影响因素和政策采纳的中介步骤,并且,其也通过影响采纳决策的相关参数进而影响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期望效用,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有利于弥补我国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缺漏,也可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     

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融入:社会治理中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在改革开放引致的社会转型中,伴随社会结构的跃迁,我国新的社会阶层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其作用也愈加重要。以社会嵌入理论来观照,社会治理体系作为新型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集群,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吸纳了包括新社会阶层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嵌入其中。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形态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的河长制研究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制度,要突破对制度本身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和模式的盲目迷恋,回归中国现实情境对其治理图景进行整体性认识。从治理整合和制度嵌入两个维度对河长制进行整体性分析:河长制通过首长负责下的跨部门协作、自上而下的地方领导分级分段包干、上级行政协调下的跨行政区协作分别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以及跨地区治理力量的协调和整合。这种治理整合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它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理念、契合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政治传统、内生于既有环保问责制、植根于部门分工的分散管理体制以及受制于分级负责的属地治理体制等。河长制在实现治理整合的同时,受制度环境的结构化制约,也面临着内卷化危机,包括部门碎片化重新生成、河长制的选择性执行以及地区分割难以消除等。未来,河长制应该基于中国现实情境和治理需要进行完善创新,包括推进河长制法制化、建立完善跨部门协作的程序性机制、建立完善自上而下的考核、激励及督察制度、积极吸纳体制外力量参与以及建立完善基于政治民主协商的流域利益补偿机制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以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化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地领会并把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尤其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方面的重要性。坚定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群体性事件预防化解的现实困境,探寻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C市的实证分析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群团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协作治理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SNA)对C市15个群团组织进行分析,用整体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指标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C市群团组织协作整体网络密度不高,相互协作联系较少。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作为三大核心群团组织,在C市群团协作治理中承担了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多中心的网络结构还未形成,彼此之间的协同效用不明显。因此,作为群团改革试点城市,C市应从协同治理框架、协同治理机制和网上群团协作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创新,提升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绩效,实现群团组织协同发展。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视阈中的基层党建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党员动态管理机制,改进领导方式等新的要求。与此相比,基层党的建设还存在着思想观念滞后、作用发挥难、组织资源分散化碎片化、权力过分集中等方面的问题。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单位党建”模式,不断推进区域化党建,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辖区党组织领导属地化,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创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形式,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协同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单一、封闭的社会治理体制弊端日显,已无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沟通、依法治理、多措并举的协同治理体制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的基层维稳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着复杂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基本利益,对基层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提高基层维稳科学化水平和法治化水平显得尤为迫切。要以多元治理方式来处理基层维稳问题,构建多元化的基层维稳机制,加强法治保障,推动并服务社会治理创新。     

“领导小组机制”: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运动式治理是如何嵌入科层组织从而提升治理稳定性的?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转换和嵌入机制?结合在A区的田野观察,文章在周雪光中共人事制度说和陈家建提出的督查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机制——领导小组机制。文章呈现了A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运作机制,并对领导小组机制的治理绩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地方领导小组作为沟通科层治理和运动式治理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层化的权威介入,依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运作,增强了科层治理的运动性和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同时也为运动式治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载体。因此,领导小组治理机制成为科层治理运动化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政治官僚制下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治理影响的理解。     

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质、设计与运用

从国内外社会治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即完整的社会治理必须形成治理体制、治理机制、治理政策的紧密衔接与连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或其中哪个环节是松垮的、薄弱的,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都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