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范例及其启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和其他农村公共品一样。在乡村道路的供给中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供给模式来寻求改进现有供给的方式，是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奥尔森困境”的关键。山东省某乡镇在乡村道路供给中的自治模式取得了成功。其信息发送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如何将实例中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意识和制度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中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制度设计者所面临的一大挑一战。     

张家港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调查和思考——兼谈乡镇政府职能由行政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张家港市近年来主要是通过乡镇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和以政府实事工程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当然，在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还需要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和农民的意愿、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及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结合起来。     

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亟待提高

贺雪峰在8月2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一些地方甚至将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了农户经营。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2003年提出“以钱养事”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方向后。地方政府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新农村建设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要不是靠公共财政,而是靠农民自己。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政投入     

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与村社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运转的状态紧密相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可以看出,村社共同体能有效促成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而村社空心化的状态则使自主供给陷入困境。后税费时代完成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应发挥其自主供给的作用,而自治供给有效达成的实践指向则是重塑村社本位。     

社会责任认知视角下企业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税费改革之后,仅仅依靠政府供给不能满足农村公共品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根据维特克和科克伦的社会责任表现模型,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处于不同社会责任发展阶段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异。而对承担社会责任认知不同的企业,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方式和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可以促进企业对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总体供给不足、局部供给不均衡以及供给效率低下三个主要困境,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不相适应.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     

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

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及服务.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全面加大"三农"支持力度.为适应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战略性转变.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应该向社会化层面上的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发展.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以日韩新村运动为借鉴

正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在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相似国情,两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开发农村、发展农村的重大成效,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一、日韩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经验和共通逻辑(一)日本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经验1955年日本开展的第一次新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设新村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1967年日本制定了针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称为"第二次新村     

浙江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绩效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方面。实证研究证明，浙江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在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方面均呈现正效应，经济绩效正效应贡献率降低，社会绩效正：效应贡献率提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对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提出了改善投资结：构与制度创新的需求：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力度，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增加农村“软件类”公共产品供给力度，扩大公共产品投资的社会绩效；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体系。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效率、公平、稳定是政府资源配置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当前城乡二元的公共品供给体制是政府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和公平的体现,这一体制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深刻的现实原因。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结束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错位,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转归政府,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体制,是政府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生产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基层民主,保持有活力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又是农村公共品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基层民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的难题。改革、发展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当前农村公共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轨迹及趋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加大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过程,回顾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变迁的轨迹、瞻望其发展趋势,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公共产品在农村经济发展历程中基础地位以及目前对农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上新台阶的重大战略意义,体制创新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进一步改革、转变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谈新农村建设中的多予、少取、放活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与“多予少取放活”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更为宏观层面上的指导方针。而“多予少取放活”则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中观层面上的一种具体体现和作用方式。因此，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时，应着重于“多予少取放活”在微观实践中的贯彻落实。     

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

税费改革后，我国形成了项目制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各地农村的情况来看，项目制面临着资源投放效率低和基层治理矛盾频发的双重难题。针对项目制的实践困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改变资源输入方式，落实村级组织的角色和功能，激活了村民自治，形成了农村公共品的民主供给模式，确立了村社的主体性地位，打通了“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各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关联。此种公共品模式还起到了培养村庄民主风气作用，促进了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论“一事一议”政策的合理性及推进策略 ——基于政策实践悖论的反思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政策设计意图应该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税费改革后国家试图进一步缓和国家与农民关系,促使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型和塑造现代公民意识的视角下去认识。“一事一议"政策本身具备实现其政策设计意图的功能。但这需要在剥离其筹资筹劳职责的基础上通过逐步落实城乡均等化的公共品供给政策,并加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农力度。     

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若干误区辨析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条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或恩赐;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或配置上的绝对平均,就是脱离农村发展差别的客观现实实行公共服务供给或配置上的“一刀切”;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简单的给钱给物,忽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在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唯一主体与渠道,忽视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渠道的多元化;认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农村所有公共服务领域都要均等化,忽视了我国现阶段实现的只能是“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均等”。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融资现状及体制创新

我国农村公共品建设融资方式与过去相比,虽然有了明显改进,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筹集公共品生产和建设资金的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可供选择的渠道、途径和手段也是多样的.因此,必须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金融体制创新,推行农村公共品筹资主体多元化.同时必须采取措施,不断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空间,改进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切实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