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注目的普京外交

普京就任俄总统后进行了外交大调整.首先加强了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抑制了美国在独联体内扩张的势头.以独联为依托,普京积极推行平衡东西方的"双翼外交".普京加强与改善了同西欧,特别是同欧盟的合作,摆脱了美国的制约,同西欧国家营造了较好合作氛围.普京加强同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推进东方外交.普京的"双翼外交"使俄在东西方之间争取到较主动的地位,扩大了俄的回旋余地.普京外交讲究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普京外交已取得明显成效.     

试论新加坡现实主义外交的思想基础

李光耀的外交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地区外交,另一个是大国外交。在地区层次上,李光耀主张地区优先,注重发展与本地区,特别是周边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大国层次上,李光耀欢迎大国势力进驻东南亚,形成均势态势,使新加坡在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得最大的回旋余地。     

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

新中国诞生60年来,随着她的日益繁荣和强大,她己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走向世界的伟大进程中,我国的外交事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其辉煌成果和高水平的队伍也足令国人自豪。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卓越的外交家,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在对美外交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指导中国对美政策的原则和方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我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到他去逝,在近2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始终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

在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的今天,尤其是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当下,一方面需要各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诸多经济、政治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合作与协商的背后仍然是冲突与利益的交织.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仍然是国际政治中一种经久不衰的解释范式.该理论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对其当代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历届总统一贯奉行现实主义外交,并将其作为外交战略制定的依据.虽然奥巴马上台不久便提出了“巧权力”外交理念,但其在世界各地区的外交行为仍然是秉承现实主义的结果.     

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特点。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国内治理模式和执政理念的变草，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战略转变。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国家利益结构的调整、世界潮流的转向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利益、依靠人的力量是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中国政府在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实践，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现代化。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和国内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我们需要更加坚持并完善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     

试论冯桂芬的外交思想

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外交思想主张.他不仅提出了和戎自强的总体外交战略,而且提出了讲求诚信、讲求理、利用矛盾等交涉策略.此外他还提出了识夷情、培养外交专才等应付变局的外交措施.这些思想主张对于中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有重要影响.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从结盟到不结盟

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埋葬了旧中国备受欺凌的屈辱外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在外交战略上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即毛泽东时代结盟的外交战略和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结盟和不结盟的外交战略都是从特定时期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本身的综合国力和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都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学习两位划时代的伟人在制定外交战略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科学地分析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思想方法,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以国力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     

习近平外交思想初探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与他所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有关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的独立思考,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习近平主张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对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诸多国际问题,他进行了中国的思考,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提出了中国的方案,贡献了中国的智慧,探索了中国的路径,明示了中国的作用,展现了中国的担当。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论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大幅调整日本对外政策,奉行＂友爱＂外交理念,推动中日关系一度回暖。但是其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因素,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日本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中日关系跌到历史低点。日本对华外交态度的转变不仅对中日两国,更对整个东北亚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试论晚清时期外交思潮的演变

晚清时期,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和戎”“自强”为主线,随机、应变、实用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充分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及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外交思想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从人本法治观到生态法治观——一种法治观念模式的衍更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奠定了西方人本法治观的基础;罗马人对人本法治观的传承与创化;中世纪神学背景下的法治理念强调人的救赎与反生态主义,随着上帝之死与理性王国的建立,近代以降的法治发展道路彰显了以大功利生存解释方式为主导的科技人文法治观;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开始彻底反思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人本法治史.于是,一种理想的法治观念模式--生态法治观,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脱颖而出成为必然.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权利观转变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价值根源,反思传统人类主义价值观的结果,便出现了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人类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非人类存在物,这是人类理智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战略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 :实施全方位外交 ,注重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推动多极化进程 ,增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经历了从一边倒、一条线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和谐世界的发展历程。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演变,同时也表明一个国家只有真正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才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为本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保障。     

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近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各种挑战催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现实主义新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学术推动主要源自现实主义在分析层面的技术折中。为摆脱危机，无论是朝向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还是修正原有的体系结构理论，现实主义都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供选择。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浮现，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研究向社会学本位的回归，也可看做是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