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主成分因子分析

通过对深圳市政府善治水平公众认知的数据分析,可见影响深圳市民对政府治理水平评价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法治程度和服务意识,其次还有政府职能设置、财政支出去向、政府政策稳定程度和政府人力规模等硬性制度指标。由此,建议政府应继续推进以善治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以公民诉求为导向的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硬件"与"软件"改革相配合。     

提高政府网站绩效的思考——以武汉市政府网站为例

政府网站是建设服务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平台。"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公众参与"是评判政府网站绩效状况的三大功能指标。依据相关资料比较分析,青岛、广州、成都等网站显著特点在于三大功能实现比较均衡,网站的使用价值较高;武汉政府网站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在线办事"具有突出的优势,但近期发展乏力,"公众参与"实现度低是武汉市政府网站的"短板"。技术优势消减、领导重视不够、网站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差是导致武汉政府网站发展乏力的主要原因。     

基层治理视阈下社区建设的路径探析

社区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对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社区建设还存在基层政权建设倾向明显、工作人员选择性应付社区工作、公共活动空间还未真正形成等问题,今后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方针,重塑社区精神、培育社区意识、加强社区建设。     

公职人员感知视角下的网上公众评议政府——基于A区218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促成了国内公众网上评议政府活动的兴起。作为一种公民参与的新途径,网上评议在规范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现实中又有不少人对网上评议的实际效果持质疑态度。那么,处于体制内的政府公职人员是如何看待网上公众评议的?本文以某县级地方政府为个案,利用对公职人员进行全员问卷调查所搜集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从公职人员感知的角度研究网上公众评议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职人员对网上评议的有效性普遍持保留的态度;网上公众评议的有效性感知是"公众参与的动力与能力"、"部门间差异的影响"、"考核负荷"、"公职人员所从事工作的性质"等诸多因素复杂互动影响的结果,其中,"公众参与的动力与能力"对网上评议有效性感知的影响最显著。因此,要借助网上评议实现真正的公民参与,不仅要进一步优化网上评议机制,消减受评部门性质差异的影响,更要"向公民授权和提供公民教育",激发与提高公众参与的动力和能力,使普通公众而仅非体制内人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评议主体。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重新审视绩效评估工作的价值导向与功能定位。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     

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市民服务热线——济南12345市民服务的调研报告(9)

"以人民为中心"是济南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价值定位和功能追求。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热线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不断运用新通讯信息技术,创建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方式,拓展服务范围,打造了一条便于市民监督政府、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满足市民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的标准化服务热线,构建起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民参与、社会协同"多元化参与的社会治理平台,架起了党委政府与市民密切联系的桥梁,推进了济南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广大市民拥有了极大的获得感,被广大市民誉为"24小时不下班的政府","听得见微笑、感受到温暖的热线"。     

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构建路径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市民社会迅速崛起，它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存的制度环境难以适应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存在监管困难、信任困难、资金困难、公众参与困难等问题。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来自于政府的呼吁和扶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和政府表现为同质性。因此，在现阶段，政府主导仍是市民社会构建的主要路径。     

我国“社会管理格局”解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本文简述了我国社会管理格局问题的由来,并具体解析了在这一管理格局中党委该如何领导,政府该怎样负责,社会该如何协同,公众该怎样参与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缺位"、"越位"和"错位"的问题.     

协商民主嵌入公共预算绩效监督的实践与探索──以泽国镇城建项目绩效评估民主恳谈会为个案

公共预算绩效监督主要指政府部门的内部行政监督和立法机关的外部政治监督。内部行政监督强调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外部政治监督突出公共责任。本文主要是从后者切入探讨基层人大对公共预算绩效进行监督的路径,着重通过中介组织、社会精英、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审查和监督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优化政府财政资源配置,增强政府预算管理的责任性和透明性,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争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通过协商民主对城建项目绩效进行理性评估的做法,在全国乡镇一级尚属首次,不仅克服了财政、审计等部门内部监管存在的瑕疵,避免了人大预算监督权被虚化的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公众从预算编制到预算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初步达到了既要"管住"政府钱袋子,又要"管好"政府钱袋子的目的;增强了政府作为"代理人"的合法性,激活了人大权力监督的职能。     

政治营销理论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形象管理

政治营销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而其实际应用的现实土壤一直较为缺乏。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为政府形象管理走向政治营销模式提供了适用性环境和可行性工具。开发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政府形象营销模型,实现政府形象、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公众印象的有机整合,构建"关系营销"、"整体营销"和"全员营销"的系统性形象营销策略,有助于提升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公众认同。     

政治营销理论与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形象管理

政治营销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而其实际应用的现实土壤一直较为缺乏。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为政府形象管理走向政治营销模式提供了适用性环境和可行性工具。开发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政府形象营销模型,实现政府形象、营销理念、营销策略和公众印象的有机整合,构建"关系营销"、"整体营销"和"全员营销"的系统性形象营销策略,有助于提升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的公众认同。     

影响政府整体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因素实证研究

将公众满意度导入政府绩效评价中是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涉及心理评价的技术模型,在国内为新的领域。借鉴经典的满意度层次结构,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满意度理论模型。依据对广东省公众调查的有效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因素。满意度结果发现:"政府服务满意度"、"生活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对政府整体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政府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很明显,说明提升政府绩效满意度的关键在于持续改善政府服务。     

从“压力型考核”到“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转型与路径依赖

近年来,地方政府广泛开展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标示着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创新和转型。杭州的政府绩效考评模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杭州案例,从发展连续谱的视角来对"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价的产生原因、演进过程进行深度阐释,发掘这一新模式与以往"压力型考核"模式的内在逻辑关系,评析各自的功能与局限,探讨模式转型中的信息困境、路径依赖、"谁来监控监督者"等重要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塔西佗陷阱”的自我救赎——基于政府与公众互动的视角

公众的"政府的话你也信?"是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表现。在分析公众不信任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一种认知常态和普遍形成归责于政府的习惯的基础上,指出"官方舆论"与"草根舆论"的话语交锋中政府话语权危机、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沟通不足的原因,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在"塔西佗陷阱"中的自我救赎措施。     

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环评中公众参与的建议

公众参与是政府与市民进行有效沟通的良好且重要的渠道之一，也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日渐得到环保主管部门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深圳地区近年来多条城市道路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的研究，从参与时机、对象、内容、问卷调查等几个方面给出公众参与的工作建议，为道路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提供参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的产生机理和因应策略——基于一个历史比较和社会心理分析的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谣言的蔓延既容易引发社会性恐慌,又有损于政府公信力,极大地影响了疫情的整体性治理。阻遏谣言不能简单依靠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而需要洞察谣言作为群体性无意识活动背后的社会心理诉求和意识形态表达。整理汇集"2020新冠肺炎""2003非典型肺炎""1910东北鼠疫"和"1894粤港澳鼠疫"期间流行的谣言,通过建立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分析和解释重大疫情谣言规律性重现的原因,即谣言的产生是公众世界观秩序被扰乱后的慌忙重构、公众意识形态的集体具象化和公众渴望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表达。鉴于此,谣言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谣言随疫情变化规律的掌握上,设置预防性前置性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多渠道多机制进行防治。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浅议合肥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

合肥市民需要＂12345＂,有事找政府。这是因为：一条热线能解决市民的百万诉求;一个电话架起了政府为民服务的连心桥;这条热线是＂联系群众、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这条热线彰显了公民意识。为了切实办好这条热线,就要使它成为实打实的政府热线,同时要充分发挥好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要激发市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让广大市民都来为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作出强有力的贡献。     

对2010年广州市公众安全感与治安满意度调查的思考

2010年广州市公众安全感与治安满意度调查显示：近年来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治安工作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但从中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社区警务、社区治安、生活状况、政府公安安全治理情况等因素都对市民安全感和治安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要最大限度地增加使市民感到安全、满意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使市民感到不安全、不满意的因素。